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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非：台灣土改對大陸有何啓示

http://www.CRNTT.com   2009-05-06 10:56:11

然後接下來第三次土改就是1978年，以小岡村，安徽小岡村，包括四川有一些地方，農民悄悄地把生產隊的地又重新分到農戶裡頭進行承包，那麼這就是開始我們所有改革開放從農村突破土地制度這個缺口。那麼到最近，我們又在開始要進行一次土地改革的深化，這個農村土地的流轉問題，包括承包的一些很多問題，我們現在又在進一步做，這麼數起來的話，其實我們已經經歷了四次土地改革。  　　李非：對,每次的時代背景不一樣，因為第一次我們大陸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是要承諾給農民，兌現給農民的承諾，所以革命成功以後，就要把土地分給農民，但是地主的地是不願意主動拿出來的，而且當時是階級革命，那地主抓起來，嚴重的殺。革命的背景不一樣。第一次土地改革是成功，那農民有地了，這個地是我自己的，我就會用心地去耕耘，去耕作，其實在50年代初期的時候，我們大陸的農村的經濟發展是蓬勃的，農業還是得到發展的，只是後來走了彎路。  　　王魯湘：中國是一個土地國有的這樣一個基本土地制度，那麼這是和台灣很大的一個不同，那麼這樣一個根本制度的不同，在以後的土地改革的深化過程中間，才會產生什麼樣的巨大的不同。  　　李非：兩岸不能比較，台灣的土地改革成功的經驗不能搬到大陸來用，因為它涉及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土地制度的問題。因為我們《憲法》規定，土地是國有的，當然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其實也是公家所有。那台灣土地是私有，當然我們的《憲法》也在不斷地修正，但是這個要涉及到土地制度，那就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了，這是動到了根本的問題，所以這個恐怕有難度，而且兩岸的土地改革的背景，政治背景也不太一樣，制度背景也不太一樣，時空背景就更不一樣了，所以不能把台灣那套制度搬到大陸來用，但是有一些具體的做法，比如像委托經營，像專業化經營，像共同經營，這些具體的做法可以拿來借鑒，可以拿來套用，尤其是台灣的那種農會的制度。當然現在兩岸制度最大的差別還是不太一樣，台灣是個選舉社會，這個選舉當然是1987年以後慢慢開放的，選舉社會就說台灣這些人民有權利接見他的地方的領導人，一個村，一個鄉，一個鎮，一個縣，甚至整個台灣地區，是人民的選票來決定他的領導人，所以他領導人，他是要對選民負責，農村我要對農民負責，他就要對選民負責，所以他那種制度相對來講，比較公平，選舉制度比較公平，但是它效率就差了。像這種威權統治，它可能比較有效率，但是往往就可能會出現不公平的現象，所以現在台灣經過這20年的政治“亂象”，人民是實現了民主，但是台灣的經濟，這十多年長期在原地踏步。  　　土地制度改革如何堅持民主、法治與公平？政治與經濟，誰是土地改革的最佳途徑？台灣產業轉移是怎樣完成的？兩岸經貿關系將如何發展？  　　王魯湘：有一個鳳凰網的網友，叫做北風吹，他有一個問題要請教李教授，他問，為什麼台灣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會比大陸的要顯得更溫和、更民主和更法治？是不是只有經濟手段才是進行土地改革的最佳途徑，而采取過於暴烈的政治手段，反而帶來更多的社會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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