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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劍：中國改革的新動力

http://www.CRNTT.com   2009-01-16 05:48:58

第二階段的改革給中國帶來了什麼？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在第二階段，每一次十幾大的報告文件裡面也談政治體制改革，但實質上我們沒有看到制度上的安排。整個社會埋頭搞經濟建設，帶來了財富的增加，但我們失去了親情、友情和道德，我們的價值體系基本上是崩潰的，幾千年來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瓦解。我們迎來了世界資本，我們產生了一代富豪，但是我們增加了貧富差距和代溝。我們實現了一百多年來中國趕超西方強國的夢想，今年的奧運給中國人長了民族骨氣。同時我們也有非常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有好的方面，也會傷害一些東西。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清末的義和團就是這樣，它打著愛國的旗號，不分青紅皂白見洋人就殺，給國家製造了麻煩。民族主義是個雙刃劍，不要說因為愛國所做的事情就是正確的。　 　　改革帶來了政治的職能的轉變，但是政府本身的利益也在增加，政府本身也是利益主體，跟社會爭利益。政府有更強的能力，一方面我們說市場經濟改革要轉變政府的職能，要縮小、限制政府的權力；但是由於經濟能力和其他管理制度的變革，實際上政府的能力在提升。我們產生了一代中產階級，但是我們有些中產階級不太需要改革。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走向何方呢？我認為，過去那場靠觀念支撑的改革已經死亡了，已經過去了，我們過去的青年知識分子，學生熱衷於改革，但是他們沒有利益的支撑，是觀念性的改革。但是我認為新的改革正在萌生，就是市場經濟土壤中產生的，來自社會層面的極力要求的政治改革正在萌生。　 　　總結第二階段，1989年以後，（在錢與權結合推動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1992年後單兵突進。最近張五常先生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就是縣級的競爭，我寫了文章批評，我認為最大的東西就是權與錢的結合。地方政府推動經濟改革，用各種政策、優惠辦法來創造投資的環境，這個環境不是法律的環境，也不是民主的環境，是一種資源的環境，以勞動力環境、資源、土地為代價的環境。這是權力與資本的蜜月期。同時，政治體制改革停滯、轉向。知識分子與政府的聯盟出現裂痕，傳統人文知識分子迅速邊緣化，一部分強調經濟效率的經濟學家登上舞台。在意識形態談化的同時，傳統的、新中國建立的道德體系和信念也在消失。隨著經濟改革成果和經濟繁榮的出現，部分政治精英、財富精英和知識精英在政治上日趨保守。在這期間一些與政治改革有關的行政、司法改革都無果而終，如基層民主自治、機構改革、公務員制度、司法改革、公車改革、反腐敗等，來自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漸式微。中國經濟改革成功了，要不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反而成了一個問題！　 　　82年以後，每五年搞一次機構改革，應該說是有成果的，政府發生了很大的轉型，直接管理經濟的部門已經沒有了，我們知道原來光機械工業就有8個機械工業部，早期的時候，國務院辦公廳有七八個辦公廳，這些管理經濟的部門沒有了，但是我們還是有相當多的機構問題沒有解決，比如這次期待的大部委制。我剛剛去過德國，德國司法部接待我們，我問了他們的職能，原來德國司法部相當於我們的司法部、國務院法制辦、檢察院和公安。美國的司法部也是這樣，我們還存在相當大的機構問題。　 　　特別是政府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沒有得到根本的轉變。我們習慣用那種遇到事情就管理，遇到事情就監督的思維方式。這些年來哪個方面出問題，哪個機構就得到加強。海關走私嚴重，我們把海關從副部級提到正部級，土地管理出問題，我們把土地管理從原來的部級單位，提到正部，安全生產出問題，煤礦、各種事故多了，我們也把它提到正部。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監督機關，但效果怎樣呢？我曾經組織過“中美礦山安全事故立法比較的研討會”，請了美國的相關專家，和中國人大、安全生產部門的專家一起討論。我們原以為自身法律上不够完善。一比較發現國外專家說的安全生產制度，我們的中國專家也能講出來，一點也不少。在監管機構方面，美國的安全生產總局是勞工部下面的一個局，我們是一個部，他們大概幾百人，我們有好幾千人。我們差什麼呢？他們的安全生產最重要的是靠勞動者，勞工自己可以建立自己的組織，他們有自己的安全員，他們有自己的工會，他們的老板不可以說你舉報，我就把你開除，他們的安全生產員直接跟安全生產部門聯繫，超過這個指標的時候，馬上就要報告，這個是他的責任。是這些制度在起作用，而不是靠我們的監察大員，欽差大臣。美國的露天煤礦一年檢查兩次，下面挖的煤礦一年檢查四次，我們檢查的頻率比他們高，這麼大的機構，但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二、政治體制的阻力和動力　 　　回顧了改革的基本歷程，我講一下當前改革的阻力和動力。　 　　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有兩點，一是思想的禁錮，二是既得利益。思想禁錮，需要克服政治改革的“兩個凡是”：即“穩定壓倒一切”論和“國情特殊”論。　 　　我們知道鄧小平一直在推行經濟體制改革，同時也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但是我們現在回想起來，他老人家也是有一些局限的，現在把這些局限放大化就更麻煩了。所以，我認為這次思想解放的重點、核心，是要解決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放思想的問題。要不要搞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克服新的兩個凡是。你一談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馬上有人說穩定壓倒一切，免談，改革就不穩定了。第二，一談政治體制改革，馬上就有人說中國的國情特殊，中國的國情是要中國特色。這兩個東西成了我們的擋箭牌。我認為要搞改革必須克服這兩個東西。今年年初在廣東搞思想解放的時候，我己經講過好幾次了。　 　　穩定壓倒一切，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我們不能把它絕對化。什麼是好政府，好政府有兩個職能，一個職能就是進步，第二個職能就是秩序。一個好的政府應該是推動進步的政府，而不應該僅僅是維護秩序的政府。所以我們不應該把穩定絕對化，特別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到今天的時候，我們還是一味強調穩定。馬克思主義有個基本原理，就是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他們之間的變化是聯動的。生產力引起生產關係的變化，生產關係就會引起上層建築的變革。我們實施改革，經濟發展了一大步，我們從一個連食品供應都不足的社會，變成了世界上很強的國家，我們還是這樣的上層建築行嗎，從理論上推導也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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