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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館市堅持61年祭奠二戰死難中國人

http://www.CRNTT.com   2013-08-15 13:54:10

直到高中二年級，穀地田才第一次“進城”，到了花岡。他是騎自行車來聽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演講。 　　當時，他一點也不知道花岡事件，更不知道很多中國人死在他聽演講的地方附近。 　　1959年，19歲的穀地田恒夫家里困難，再也無法支撐他的學業了。念到大學二年級的他回到家鄉，當了郵遞員。 　　在1914年，穀地田先生母親出生的那一年，秋田縣的工會組織成立了。在當時日本政府統治下，活動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撓和鎮壓。但工會還是成為了後來當地左翼運動的源頭。 　　“農民和礦山的人，工會活動已經進入了生命中。”穀地田恒夫說。工作後，他自己也參加了工會，長期擔任日本勞動組合聯合會大館協議會事務局長（相當於大館市的工會組織負責人——記者注）。 　　他工作的郵局就正面對著共樂館廣場。但他依然不知道花岡暴動。 　　“和同事前輩吃飯喝酒的時候，人們自然就會隨便地聊起戰爭經歷，比如說誰去中國參過戰，負了傷，用便盆吃過飯……但都不是什麼嚴肅的談話。” 　　最後，他是偶然在朝鮮人賣酒的店鋪里，第一次聽說了花岡事件。 　　這震驚了年輕的穀地田，在他心中，不亞於原子彈爆炸：“作為工會會員，我知道東京、廣島、長崎有反對原子彈運動。那花岡也發生了重要的中國勞工暴動事件，為何花岡不做和平運動？” 　　從1952年開始，大館人把“花岡暴動”的6月30日定為“和平紀念日”，每年為死難中國勞工舉行追悼大會等各種紀念活動。 　　穀地田恒夫是這個過程的親歷者。“上世紀50年代開始，大館市當地的和平運動主要是工會發起的。一開始我們是以勞動者生活改善為中心，然後發展到和平運動。” 　　1963年，在花岡町的十瀨野公園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傳募捐下，高大的“中國殉難烈士慰靈之碑”樹立起來。碑的背面銘刻著每一個殉難者的姓名。每年的6月30日，追悼大會就在碑下召開。 　　1969年開始，29歲的穀地田恒夫開始宣傳花岡事件。那年的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國勞工逃亡過的獅子森山，為大館人講解這段歷史。 　　登山的工會成員平均在20～50人規模。“上世紀90年代，有一年的‘6.30’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個人來。年輕的工會會員平時答應得很好，最後卻都推說有事來不了。我真的很生氣，想明年絕對不幹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個人來了。” 　　他沒想到，這一幹，就堅持了44年。 　　1985年，大館市舉行“花岡慘案”第40次慰靈活動，新華社為此播發新聞。這驚動了河南省襄城縣的一個人。 　　他就是當年差點死在花岡的暴動發起人耿淳。他看到後，夜不能寐，帶著試探的心情給一個人寫了信。 　　信是寫給他的難友劉智渠。劉在1945年為橫濱B級、C級戰犯軍事法庭作證後，就留在了日本華僑總會。 　　這一年，日本首相在戰後首次以官方名義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亞洲多國的強烈抗議。 　　出乎耿淳意料，劉智渠真的收到了這封漂洋過海的信。中日友好人士都為此激動了：“歷史中的英雄，還活著！” 　　1987年，大館市的戰後第42次慰靈大會迎來了歷史性的一刻——第一次有中國人參與。 　　時年73歲的耿淳應時任日本國會議員田英夫、土井多賀子、宇都宮德馬和時任大館市長山健之郎的邀請，再度踏上花岡的土地。當時迎接他的就是穀地田恒夫。 　　那一年的“6.30”大會當天，中國殉難烈士慰靈碑前，已經謝頂的耿淳端起一碗酒，祭奠死去的難友。他身後，是上百名肅立默哀的日本官員和平民。此事轟動了兩國，中日報紙均作了大量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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