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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革命，兩個政治傳統——朱學勤談美國、法國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3-20 13:10:32

人物周刊：當時美國和法國對國家制度的設計是否也體現了對人性的不同認識？ 　　朱學勤：其實兩國是相互滲透的。像漢密爾頓更多認為人性本惡，設立制度就是為抑制人們在政治層面上的邪惡。另一方像傑斐遜等人，受啟蒙思想影響比較多，認為人性本善，政治制度的安排應該最大限度調動人性的善，用政治來追求人間天堂，用今天的話來講，相對而言是個左翼；漢密爾頓天然地就是個右翼。左翼和右翼達成了哪種共和？右翼設計好了制度，左翼在制度平台上批判這個制度。這就是共和制度上面的民主追求。問題在於傑斐遜在美國代表的這股民主力量，在法國革命中成了主流，沒有力量跟它抗衡。它用政治來追求宗教的目標，要把日月河山乃至人心的道德是非重新安排，那革命承擔的東西太多了。不光承擔了制度變易，還承擔了價值觀的徹底顛覆、人性的改造，不成為大革命才怪。 　　一些根本性價值衝突只能靠宗教調節 　　人物周刊：大革命之初，法國自由派貴族的制度設計很出色，但後來革命失控，他們或逃或亡。他們原本有機會成功嗎？或者說法國革命有沒有可能停止在這個階段？ 　　朱學勤：假設的歷史學是最迷惑人的。任何國家的歷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假設。我覺得是有成功的概率的。法國革命1789年7月14日控制不了，但後面如果有一步控制得住，也許不會引起後來激進的狀態，就是殺國王。殺國王最終促發了舊歐洲所有王室聯合起來撲滅革命。法國革命中後期始終是在對內革命、對外戰爭的交織中進行的，這就導致內部清洗越來越殘酷。殺國王是一個歷史的三岔路口，錯過這個路口，沒有回頭路，只能找下一個路口，後面的事就很難避免了。這是一個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性衝動，事實上辯論時也是以微弱多數通過。 　　人物周刊：大革命階段是那樣設計制度，但之後法國出過十多部憲法，重新設計制度時對人性的理解是否有所改變？ 　　朱學勤：法國革命後來逐漸在收斂。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時，又一次衝破束縛，達到非常激進的階段，追求一個嶄新的人間秩序。所以72天的巴黎公社是必然失敗的。你到法國的蒙馬特高地去看，蒙馬特高地是革命聖地，從法國革命到巴黎公社，不斷爆發起義的地方。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國人在那里建了一個新教堂，叫聖心大教堂。他們已經認識到，一些根本性的價值衝突只能靠宗教生活而不是政治手段調節。 　　人物周刊：也許法國是特別不幸的，就像美國是特別幸運的，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同時具備那麼多的條件。 　　朱學勤：美國革命有許多有利條件，法國革命沒有。美國有遼闊的土地可以緩解民間的財富衝突；新大陸沒有王室，不至於激起強烈的反對力量；沒有強大鄰國，不會遭遇戰爭的糾纏，等等。這些條件，法國都不具備。甚至當歷史召喚，需要寫《獨立宣言》，正好傑斐遜在場；當歷史第二次召喚，需要制定1787年憲法，漢密爾頓在場，傑斐遜正在法國。如果這兩個人出場的順序顛倒，那就既不會有《獨立宣言》（或者會是另一個樣子），也不會有1787年憲法。如果考慮到這麼多因素，有句話政治不正確，但確實說出一些東西：上帝參與了美利堅建國的過程，讓她有這麼多的幸運條件。 　　但上帝也是公平的。在早期給了她這麼多幸運的條件，在後期又給了她其他民族都沒有遭遇的苛刻條件。如果說上帝選中北美這塊土地做了一次人類大同的實驗的話，那他最苛刻的一個考驗就是把人類種族上距離最遠的兩個分支，黑白分明的兩個分支放到同一塊土地零距離接觸，看他們能不能融合。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觸發了第二次內戰，那就是南北戰爭。那場戰爭雖然撲滅了所謂南部叛亂，重建南部卻以失敗告終。解決這個問題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或許我們可以說，到了2008年奧巴馬競選勝利，美國終於誕生一個黑人血統的總統，這場人類學的實驗才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但後面的考驗仍然苛刻，就是移民問題。美國本是移民國家，沒有移民也就沒有美國，但這個移民而成的國家面臨著更多移民的衝擊。亨廷頓寫《文明的衝突》，說的是美國外部國際社會間文明體系的衝突，但他更擔心的不如說是美國內部問題，越來越多的移民稀釋掉他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核心。所以他後來寫了《誰是美國人》那本書。不過到目前為止，我覺得美國的包容性仍然很強。這個制度居然能把200年前奴隸的後代送進白宮。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5期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 施雨華  　　（朱學勤，中國當代學者、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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