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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於歷史塵埃的辛亥女傑

http://www.CRNTT.com   2011-08-30 14:52:53  


 
  女傑的晚景,革命的終曲

  辛亥以革命始,以妥協終,未能真正改變封建專制統治基礎,自然也沒能帶給女性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除英年早逝者如張漢英、尹銳志等,辛亥女傑們的晚景可謂天壤之別。

  有些女性在革命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侶,甚至還成了革命元勛的夫人。比如張默君41歲時與孫中山私人機要秘書、國民黨立法委員邵元衝結婚,而上海女子敢死隊隊長沈警音(加入江浙聯軍開赴南京戰場時任北伐女子隊副隊長)也成了蔣介石的結拜兄弟、國民黨要員黃郛的夫人。湯國梨則在孫中山、黃興、蔡元培等人的見證下,與名士章太炎結為百年之好。黃興在世時,徐、黃二人在南京創立貧兒教養院,負責收養、教育烈土遺孤和戰時難童。而黃興早逝後,徐宗漢又在張竹君的幫助下,創設了上海貧兒教養院,將畢生精力獻給了兒童教養事業。

  鄧惠芳於1912年1月當選為廣東省組織臨時議會的議員,隨後被選送赴日公費留學,進入東京女子音樂學校專攻音樂,之後兩次回國參加了討伐龍濟光的戰鬥。26歲那年,孫中山在上海環龍路44號中央黨部親自為她和夏重民(1922年遇害)主持婚禮。抗戰爆發後,鄧蕙芳秘密遣回東莞組織游擊戰,多次打退日軍,被當地人尊為“鄧三姑”。之後,她一直從事教育、新聞及婦女工作,直至1976年在台灣去世。

  孑然一身的唐群英,則變賣全部家產,先後辦了五種女子刊物,創建了十所女子學校和一個女子工藝廠。張竹君則終身未嫁,一生致力於救死濟危,以及女性教育、女權鬥爭。

  令人唏噓的是,辛亥革命之後,現實的人們對於這些女傑的關注,亦從新聞轉向緋聞。其中,唐群英的“《長沙日報》風波”,沈佩貞的風流案,張竹君的韵事,最是一片喧嘩。

  與那些出身名門的女子不同,當時許多逃出家庭的女子,之後可以說是無家可歸的。其對於“革命成功”所抱期待和幻想,是不難想象的。她們之前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因而希望能出國留學,也盼著能在社會上獲得一份職業,以自食其力。但時間一天天過去,除了領到一張同盟會證書和一枚黃銅質的證章(圓形、三條凸線邊圍著一個篆體的“民”字,比人民幣五分錢略小)外,鼓動她們參加革命、為她們描繪美好世界的人們大多已成國民黨要員,各忙各的,似乎已經忘了她們的存在。

  於是,很多人晚景凄涼。張淡如遁入空門,從此青燈古佛,好歹也算是有了個歸處。而廣東女子北伐隊隊員梁荃芳,當年逃脫家庭壓迫,投身革命,革命之後無家可歸,淪為妓女。她的隊友許劍魂則在嫁給鄒魯後,不幸在港遭人暗殺。至於黃撫庸、鄧慕芬,原本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但討袁軍事行動失敗,龍濟光入粵大肆捕殺同盟會員,二人避走港、澳,從此失業,更兼無家可歸。絕望中,二人相約至肇慶鼎湖山上,在1914年12月間攜手同沉於飛水潭。革命的終曲,唱到最後,竟是這樣收場。

  相比這些有名有姓、尚能被後人從塵埃下扒拉出來的人物,一些平凡女工、僕傭參加罷工,從微薄的收入中省出錢來捐款助餉。她們是一粒粒石子,聚攏在一起鑄成革命之基,是這組辛亥革命交響樂中的無名樂章,卻無聲無息、永遠地消失在了歷史深處。

  非常之人值此非常之境,這句話用來形容這些不凡女性當是最貼切不過了。這些人、那些事構成的坐標,定格了某一歷史時空。今天,或許是時候翻回到100年前的那一頁,抖落塵埃,讓這些女性回歸人們的視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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