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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演員越來越清晰 劇本越來越模糊

http://www.CRNTT.com   2011-08-01 14:27:57

“細節化”的辛亥叙事： 什麼是政黨 　　不過話又說回來，過去的“宏大叙事”無論哪種說法也確實有“空疏”之弊，“歷史總是表現為細節的”，這話也不無道理。而對歷史細節的考證也為我們再說“宏大叙事”時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實證基礎。而且，就是宏大叙事，也不是不能說。畢竟這次革命在近代中國的歷次革命中不是最敏感的，它總是“別人的革命”嘛。所以與台灣兩蔣時代辛亥革命（在國民黨看來那是“自己的革命”）研究基本上屬於“官學”、民主化以後孫中山也仍然是藍綠雙方很難得的共同偶像不同，大陸關於辛亥革命的研究在改革以來取得的進展，平心而論，是海峽對岸不能比的。無論就“宏大叙事”的開放度而言，還是就細節考證（這方面大陸顯然也有資料的優勢）而言，都是這樣。尤其是改革前大陸辛亥革命研究的“官學化”比台灣更嚴重，相形之下改革後的進步就更突出。 　　這些研究的進展有的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我覺得最為醒目的，一是清末民初辛亥前後的人們對憲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權、法治及其相關概念的討論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換句話說，許多他們那時認識清楚了的問題，在今天還是顯得振聾發聵，十分前衛。例如清末國人從日文引進了用“黨”字來譯稱的西語“party”概念，當時就有了一場關於“黨”的討論。因為傳統漢語中的“黨”，貶義非常強，與“黨”有關的詞如“會黨”、“朋黨”、“亂黨”、“死黨”、“結黨營私”、“黨同伐異”、“狐群狗黨”等等都不是什麼好詞。而聖賢都強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尚書.洪範》），“君子不黨”（《論語.述而》）。於是當時的人們就認真討論了我們要引進的作為好東西的現代“政黨”與傳統時代的壞東西“會黨”、“朋黨”有何區別。諸如政黨是公民以政見認同為紐帶的自由結社、會黨是賊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組織；“朋黨是專制政治的產物，政黨是民主政治的產物”；政黨只要求彼此政見相合，而會黨則要求黨員忠於黨魁個人；政黨是議院中“明目張膽主張國是者”，而朋黨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組織；政黨是多元的，“足以並立，而不能相滅”，而朋黨、會黨則是傾軋無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如此等等。 　　參與討論的各方對這些似乎都有共識。例如辛亥革命大量借助會黨力量，但是包括革命派在內都認為會黨不是政黨，將來要被取代。立憲派認為秘密結社紀律森嚴的暴力革命組織值得同情（他們與革命派並不那麼敵對，說詳下），但此“民人結作一黨，而反抗君主之權，以強逼君主，是革命黨耳，非我所謂政黨也”。而革命黨雖認為非法狀態下秘密結社是必要的，但也承認“本黨（按孫中山指其建立的中華革命黨）系秘密結黨，非政黨性質”。（雷家桓：《近代資產階級政黨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史學集刊》1985年第4期，47－54頁）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後來這些組織在結束非法狀態甚至掌權以後，並沒有變成他們所共同認同的那種“政黨”，而是仍然長期處於他們清楚地指出過其弊的“會黨”狀態。這還僅僅是認識問題嗎？這是“思想啟蒙”所可以解決的嗎？有趣的是，最近大陸研究國民黨的後起之秀、北大王奇生教授，針對國民黨為何失敗，發表了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其結論就是國民黨後來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革命黨”模式，紀律鬆懈，組織渙散，忠誠度嚴重下降，官員也腐敗不堪。但除腐敗是權力無制約的必然後果，與是否革命黨無關外，其餘“紀律鬆懈”等等，考諸上述，這不就是孫中山等人在從事革命時就已經希望革命後能夠走向的“政黨”方向嗎？國民黨的紀律難道比美國共和黨還“鬆懈”？美國民主黨黨員的“忠誠”能超過國民黨？所以王奇生教授的研究，真正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堅持乃至發揚“會黨”傳統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黨”卻會導致失敗，這究竟是為什麼？難道“政黨”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真就那麼水土不服？中國人真的有一種厭惡“政黨”、喜歡“會黨”的特殊“價值觀”？如果是這樣，為何當初幾乎所有的人又都對“政黨”向往備至，並眾口一詞地反感“會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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