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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生 反映社會管理有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0-09-13 11:08:44

收入漸向少數人傾斜 　　以社會階層結構而言。香港在按收入十等分家庭中，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家庭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中產階級向下流動性超過向上流動性。尤其，20世紀80年代出生、簡稱“80後”青年的就業和職位陞遷遭遇“瓶頸”。 　　以就業結構而言。不僅低教育水平、低技術勞動力，而且15歲至19歲青少年呈現結構性失業。即使2004年至2007年香港經濟強勁復甦和增長，15歲至19歲青少年失業率仍高逾百分之十甚至有時接近百分之二十。　 　　以收入分配結構而言。社會收入初次分配越來越向一小部分人傾斜。收入最多的百分之十的人群其收入越來越高，其餘百分之九十的人群其收入或維持於某一水平或下降，15歲至24歲青少年中的貧窮人口所佔比重由1999年的15.4%增至2009年的20%。 　　以消費結構而言。生活垃圾和碳排放對環境和氣候構成嚴重威脅。多年來香港社會有一種偏見：本地空氣質量下降源於廣東省珠三角工業廢物排放。不久前香港本地機構的研究發現，主因在於香港本地廢物排放。香港仍未對垃圾進行焚燒發電，依然採取填埋，反映香港環保產業落後，也折射香港消費結構失衡。 　　香港特別行政區繼承“九七”前形成的以政府部門為主幹，區域組織、諮詢組織、公營機構相配合，並與非政府組織互動的社會管理架構，正承受空前壓力，具體表現為── 　　第一，政治問責制遇到強大阻力。2002年7月1日特區第二屆政府開始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遭遇習慣勢力和既得利益群體強大反對或抵制。第二任行政長官中途更替後，顯著減少社會人士出任主要官員，代之以政務官出身者。2008年5月特區第三屆政府擴大政治問責制至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大部分獲委任者來自社會多個界別，卻在國籍等方面招致社會輿論非議。第二，傳統的“行政吸納政治”模式的效用明顯下降。香港社會精英越來越不滿足於被諮詢，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參政。有一種意見對諮詢組織成員構成表示不滿；而不少諮詢組織的成員則抱怨，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不重視其意見和建議。 　　　　　　　　　　　　　　　　　　　　　　反對派佔據有利陣地 　　第三，非政府組織在頗大程度上受反對派控制或影響。 　　佔據法律界、社會福利界、教育界等主導地位的非政府組織，成了香港的反對派的基地。第四，香港社會核心價值需要與時俱進，但是非常難。適應香港回歸，傳統社會核心價值需要與時俱進，保留依然適合的內容，增加與香港居民確立新身份認同相適應的內容。然而，傳統觀念頑固，習慣勢力強大，特區政府“蕭規曹隨”。香港社會核心價值與時俱進，任重道遠。 　　第五，網路盛行給香港政府管治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博客”、YouTube等影片交換網和facebook、MySpace、Twitter等社交網站急速發展，構成全新的社會聯繫和動員方式。不僅對世界各國（地）包括香港的政府管治帶來全新的挑戰，而且，由於香港處於前所未有的經濟轉型、政治轉變和社會變革時期，使香港社會管理所面對的挑戰表現得尤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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