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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抗戰嗎 | |
http://www.CRNTT.com 2010-08-19 12:33:03 |
521位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老兵 2010年08月16日17:17 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 方軍:521位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老兵 一長溜排開貼在書房墻上,做好待價而沽的架勢。沒有出版社來,他就先在頁面下方標上:“革命出版社”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芳 | 北京報道 老兵永遠不死,他們只會慢慢地消失,同時帶走屬於自己的榮譽和戰爭的真相。 7月27日早晨,孫敬生的兒子給方軍打來電話:“今早8點,我父親已去世。享年97歲。” 孫敬生曾是國民革命軍29軍軍官。他1935年入伍,參加過長城抗戰、盧溝橋作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身上有3處貫穿槍傷。 2005年,一直做抗戰口述史的方軍曾在博客上號召,全國學生在明信片上手繪紀念章寄給這位老軍人。 一個月內,孫敬生接到了37枚手繪獎章。97歲的老人將它們擺在枕頭邊,在風燭之年獲得了獨一無二的榮耀。 其實,每隔三五天方軍就能接到各地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曾經採訪過的某位抗戰老軍人已經過世,或者陷入病危。“心情特別沉重,覺得很愧疚。很多老人的故事我還沒來得及寫出來,有些寫了還沒發表,辜負了他們的盼望。” 他時時刻刻地計算著:今年是2010年,1945年20歲的年輕小夥子,今天也已85歲。多少人能活到85歲呢?他知道,這代戰爭親歷者越來越少了。 他們是否留下了他們的經歷和思考?後來人是否對這場戰爭有了足夠的認識和分析?這些想法對於國家的未來是否有所貢獻? 方軍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他只是知道,自己的工作好像做不了幾年了。 “如果說抗戰史是一頓大餐,我做的就是最後一盤菜。我的工作做完,這頓飯似乎也結束了。再沒有其他原料可以用。”方軍說,“可是,為什麼輪到我這麼一個小學都沒畢業的人來做這個事兒呢?” 賠本兒賺吆喝 方軍對這個行當一肚子不情願,“我覺得我做的事情特別無聊,是最乏味的工作,也特別得不償失,用北京話說,就是賠本兒賺吆喝。” 他指著自己堆滿書信、文獻、老照片的舊屋子說:“別人做的事兒不賺錢也就算了,我這還得往裡面搭錢。”打到全國各地的長途電話費就是一筆大開支。他要找的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平時無人問津,一旦有人願意聽聽他們的人生經歷,自然激動萬分。即便知道方軍要親自去面談,他們也忍不住先在電話裡把一生故事講個大概。有時對方想起往事難以自抑,在電話裡抽泣起來,方軍更不忍打斷。 方軍2002年已從抗日戰爭紀念館內退,僅靠退休金難以支撐。他將在北京方莊買的房子出租,自己住在潘家園一棟老樓房裡,小兩居被故紙堆擠得滿滿當當。房租還是前妻拿的。 為了節省開支,他對採訪對象的選擇慎之又慎。他一般會先勸對方去找當地的報紙、電視台,如果沒人理睬,他自己再前往。只是,通常總還會輪回到他這裡。 他說,自己的叔父曾是鄉村保長,日本兵掃蕩時被殺,父親則是八路軍。 1953年出生的方軍,在小學五年級就遭遇“文革”停課,後來進工廠當鉚工,18歲又參軍。後來去日本留學期間,他的文化水平才有所提高。他自嘲:只要有人肯做這類事情,都能比他強,“可是自1945年以來,全國有幾個人做這樣的工作呢?” 在方軍撰寫的《最後一批人》一書中,他曾列舉國內與一樣做抗戰口述史的人們:哈爾濱的王曉兵,上海的蘇智良、王選、楊克林,四川的樊建川,雲南的陳祖梁、沙必璐,北京的李瑉等。最後,他寫道:“日本國的右翼學者有強勁的大財團資助,中國人全靠個人自己。” 他特別羨慕同樣靠“抗戰飯”成名的作家都梁,《亮劍》、《狼煙北平》全國暢銷,“大賺其錢啊,光書就一百多萬,還有影視版權。”他們是熟友,都梁每次來方軍家都是開一個大吉普,“美國車,牛得不行”。 他自己呢,只有一堆待出版的文稿,內容全部理好的就有七八册,只是沒有出版社願意給他出。他給每一本書都已起好名字:《最後一次集結》、《一個和四百個》、《占領十五年》、《重溫勝利時光》等等,甚至設計好每本書的封面、封底,彩色打印出來,一長溜排開貼在書房墻上,做好待價而沽的架勢。沒有出版社來,他就先在頁面下方標上:“革命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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