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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劃 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板

http://www.CRNTT.com   2009-03-17 10:05:53

宏觀計劃調控滯後於市場化的危險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運行機制,由傳統計劃經濟逐漸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調節的範圍不斷擴大,推動了中國經濟蓬勃向前。現在商品流通總額中,市場調節的部分已經占到90%以上。前幾年有人估計,中國市場經濟在整體上完成程度已經達到70%左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建立。  　　市場經濟初步建立之後,市場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也隨之充分展現出來。市場經濟在發揮激勵競爭、優化資源配置等優越性的同時,它本身固有的缺陷,也日漸突出。特別是在經濟總量綜合平衡、環境資源保護以及社會公正方面引發的問題,不是市場能够自行解決的。  　　但有不少人犯了市場幼稚病,甚至發展到對市場迷信的程度。許多領域發生了過度市場化的傾向,像教育、醫療、住宅等領域,本來不該市場化的部分,也都市場化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幾個敢在這些領域實現完全市場化的呢?這些領域的過度市場化,對人民群衆的生活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響。  　　市場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這是市場經濟的優點,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強大的動力。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市場的缺陷。市場追求的常常是眼前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長遠利益最大化。這就要求發揮國家計劃的作用,校正市場的短視行為。血汗工廠過多,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一有風吹草動,垮掉的首先是它們,就像目前東南沿海正在發生著的那樣。但是只要還能維持下去,指望他們主動去進行產業升級、自主創新,那是很難的。中央決定上大飛機,就是計劃行為。要是按照迷信市場的比較優勢理論,我們只幹八億條褲子換一架飛機的買賣就成了。  　　市場常常追求局部利益、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局部利益、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一家造紙廠,廢水不經處理就排放,它節約了成本,本廠利益最大化了,但是卻污染了河水、危害了社會利益。小煤窑,亂開采,自己發財了,卻把一個好礦脈給挖得千瘡百孔。因此,這些年來資源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本質也是如此。  　　因此,改革開放30年來,一方面,經濟發展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另一方面,環境破壞、貧富分化、城鄉地區差異等矛盾越積越多。這與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化的進程有很大關系。  　　十四大以來,我們在短期宏觀調控上,先後取得了治理通脹和治理通縮的成功經驗。但是國家計劃的宏觀經濟導向作用有日漸減弱的趨勢。計劃本身多是政策匯編性的,很少有約束性、可責性的任務;中央計劃與地方計劃脫節,前者控制不了後者的盲目擴張;計劃的要求與實際執行相差甚遠。總之國家計劃失之軟弱,甚至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放棄GDP情結,擴大內需,產業升級,自主創新,喊了好多年,但是收效不大,這與國家計劃的約束性與問責性不強而導致的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減弱有關。  　　智慧來自經驗教訓:要尊重市場,而不能迷信市場;也不要迷信計劃,但不能忽視計劃。由於歷史原因,我們過去過於相信計劃的作用。時過境遷,一些人從迷信計劃變成了迷信市場,從一個極端蹦到了另一個極端。  　　許多人把改革只定義為“市場化改革”,那顯然是有局限性的。改革的目標,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包括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政府改革等等,因此不能都叫作“市場化改革”。就是在經濟領域,也不完全是“市場化改革”,而是“建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是在國家宏觀計劃調控下讓市場起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黨內沒有一份重要文件明確將改革方向簡單片面地定位為“市場化改革”。 　　　　　　　　　　　　　十七大重申發揮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  　　現在是到了繼續堅持讓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的同時,加強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主導作用的時候了。  　　黨的十七大重新提出“發揮國家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6頁）十七大明確提出這個多年沒有強調的國家計劃的導向性問題,我認為是極有針對性的。它再次提醒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有計劃”的。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備的內涵。  　　十七大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歪曲的那樣,“要回到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因為:第一,現在的國家計劃不是既管宏觀又管微觀、無所不包的計劃,而是只管宏觀,微觀的事情主要由市場去管;第二,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現在的計劃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的、戰略性的、預測性的計劃,同時必須有導向作用和必要的約束、問責功能。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再到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這合乎辯證法的正—反—合規律。這不是回到過去傳統的計劃經濟的舊模式,而是計劃與市場關系在改革新階段更高層次上的綜合。  　　實現市場和計劃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就是在計劃與市場之間建立和諧關系。計劃與市場之間的和諧,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有的內容。 　　　　　　　　　　　　宏觀計劃調控和共同富裕離不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前面講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大區別,一是人民性,二是計劃性。這兩點的實現都離不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十四大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這裡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是很關鍵的。如果公有制比重過低,那麼國家的宏觀計劃調控的實施難度就大了。為了實現病有所醫的目標,國家想從財政上有所補貼。可是原有的公有醫療體系已經被破壞了,許多醫療機構、尤其是基層醫療機構都已經私有化了,你拿政府的錢補貼私人企業嗎? 　　現在國有央企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公有制企業必然效率低下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當然,國有企業的內部管理還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其領導人與職工的收入差距不能過分拉大,其內部腐敗也要治理。現在講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老工業基地,為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可到了需要國家支持的時候竟被當作包袱撒手不管了。垮掉之後就歸罪於國有企業沒有效率。現在回頭調整是明智的。  　　現在談到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時,人們首先會想到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滯後等,這些都有道理,但不是最主要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分配,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才是收入差別最大的影響因素。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都承認,“收入差別最主要的是擁有財富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他還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31頁）30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的滋蔓,才是最根本的。  　　強調公有制的主導地位,不是固執於教條,而是說你不這樣,就無法避免兩極分化,就無法做到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靠財政稅收、轉移支付、完善社會保障等手段來縮小收入差距,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但是,指望它們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是不可能的。  　　像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典範瑞典,長期采用財政稅收等手段來調節社會分配,效果依舊不大。2007年瑞典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瑞典財富集中程度其實與美國不相上下。如果算上移居海外的大富翁,像宜家集團的老板之類的,那麼瑞典百分之一最富有的人口所擁有的財富已超過了全國私人總財富的40%。這甚至可能比美國還要高。  　　小平同志強調:“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頁）這決不是空話、套話。 　　　　　　　　　　　　 全球金融危機條件下尤其需要加強政府計劃職能  　　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央果斷采取啓動四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決策。其中的各項措施,不管是鐵路、公路、能源等基礎建設,還是農村基礎、生態環境建設,都離不開計劃和規劃。一下子花這麼多錢,要達到目標,要花到實處,要產生最大的效益。不好好計劃、規劃那怎麼成呢?這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宏觀調控的。即使在平時,如前所述,國民經濟許多重要領域,尚不能完全交給“看不見的手”的市場去管,何況在發生危機的條件下,必須要加強政府宏觀計劃的職能。  　　大家都知道,托馬斯·弗裡德曼是美國新聞界鼓吹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世界是平的》,主要就是宣揚全球化和極端市場化的,出了中譯本,影響很大,包括有些領導同志也很重視這本書。2008年弗裡德曼在廣東訪問時,看到當地正在大規模地推廣可再生能源發電,不由得大發感慨:美國要是能變成中國一天就好了,利用這一天,美國就可以像中國那樣依靠政府力量來推廣新能源以及采取其他的引導市場的措施,然後第二天再重新恢複到原來的自由市場體制。  　　這番話表明,托馬斯·弗裡德曼這個極端市場論者也不得不承認市場不是萬能的。我們的長處,發揮計劃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不管這一大事是發展新能源,還是縮小收入差距、產業升級、環境保護、國土整治,等等,正是他所羨慕的。人家的長處,我們要學;自己的長處,我們不應扔了,要更充分地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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