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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金融強國夢想的重要戰略路徑

http://www.CRNTT.com   2016-04-04 08:28:25

金融強國需要有“主權”公信力突出的國際貨幣作為支撐。 　　中評社北京4月4日電／當前，中國在歷經數十年高速增長之後，經濟增速開始有所放緩，經濟下行壓力日漸加大。同時，需求側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正逐漸減弱。中國政府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正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金融業的發展雖然迅速，但在涉及金融業的供給側仍有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例如，在發展服務業貿易方面，中國金融服務業就大有可為。世界金融強國的金融服務業出口在全球服務業出口的比重高達20%以上，而中國這一比重僅為3%左右。促使金融部門成為可貿易部門，能夠提升中國金融服務業在全球的競爭力，進而帶動服務業效率的提高。在國內居民資產配置需求方面，中國金融業能夠供給的全球型資產還較少，隨著居民金融需求的多元化增長，金融業還需要更高的開放程度和更國際化的視野。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金融業能夠通過促進養老金融創新而有效服務於居民福利改善。在風險管理方面，金融業需進一步提升在全球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能力和產品定價能力，有效分散非系統性風險，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鑒於此，借鑒國際金融強國發展經驗，結合中國金融發展實際情況，從“大金融”的視角給出了十條實現金融強國夢想的重要戰略路徑。 　　培育“主權”公信力突出的大國貨幣 　　上海證券報發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餘棟、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助理楊濤文章表示，金融強國需要有“主權”公信力突出的國際貨幣作為支撐。只有人民幣在全球獲得更加“強勢”的地位，才能在國際金融競爭與合作中獲得更多主動權。隨著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出現，美元等強勢貨幣在全球金融穩定中的責任承擔出現弱化的趨勢。同時，新興經濟體雖然綜合影響力不斷上升，但其相對貨幣地位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依然弱勢。這種局面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提供了較好的發展空間。所謂“強勢”，意味著人民幣的自由使用或可兌換程度較高、匯率相對穩定、計價金融產品豐富等，也要求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與金融市場的重要“錨”之一。需要承認的是，雖然強勢貨幣的形成更依賴於全球市場的認可與接受，但並不意味著貨幣所在國政府和貨幣當局難有作為。實際上，現代貨幣體系的競爭之本，在於不同貨幣背後的運行規則之爭，進而彰顯出其“主權”公信力的差異。因此，一是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更需要“練好內功”的基礎性工作。如：適應國際化要求，推動金融市場體系、數據標準與國際接軌；促進匯率機制的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並完善國債收益率曲線，通過推動國內金融深化，構建能夠承載跨境資本流動的“蓄水池”。二是在人民幣背後，構建一個行為理性和可預期、尊重市場的“主權”政策形象，從而使“主權”信用成為人民幣穩健的支撐，而非引致波動性的來源。如：更好地應對“特裡芬”難題，在為全球提供流動性與幣值穩定之間達到平衡；加強匯率政策透明度，做好國內與國外政策目標權衡等。三是關注區塊鏈技術，引領數字貨幣發展。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貨幣從來都是伴隨著技術進步、經濟活動發展而演化的。隨著互聯網以及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全球範圍內支付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數字貨幣發行、流通體系的建立，對於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提質增效升級，都是十分必要的。引領數字貨幣發展，建立數字貨幣的國際標準是未來大國貨幣的重要方面。 　　實現金融“走出去”和“引進來”並重 　　文章認為，金融強國離不開全球金融中心建設與金融業“邁出國門”。金融走向國際化旨在為全球不同國家提供高效金融服務的能力，金融引進來能在完善國內金融機構現代公司治理的基礎上提升其全球競爭力水平。金融走出去和引進來戰略需要國際性金融中心作為實施平台。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是面向全球市場、服務全球經濟，主導著全球金融市場規則的重要載體。隨著各國、各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交流和協調、相互滲透和擴張、相互競爭和制約已發展到相當水平，進而使全球金融形成一個聯繫密切、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中國需要以建立有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來推進金融國際化。首先，是內向國際化與外向國際化並舉。金融國際化是一個雙向過程，其中內向國際化強調的是“引進來”和對外開放，外向國際化則強調“走出去”進行全球布局。就前者來看，過去更加側重“面上”的對外開放，將來似乎應該更著眼於通過圍繞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實現“以點帶面”的發展思路。其次，是在政府和市場的兩個層面同步推進。近年來，金融國際化戰略更多是由政策層所推動，而將來政府應該把重心放到適應於國際化的制度保障、跨境風險傳染與控制等方面，而更多給予市場主體以國際化探索的空間和動力，因為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最後，建立以人才導向為重要突破口的新型國際化。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過程中，具有全球化視野的高端金融人才是一種稀缺資源。通過拉近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與全球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水平，吸引更多具有國際金融從業經驗的人才回流國內，從而在傳統國際金融體系中實現某種程度的“錯位競爭”。 　　打造堅如磐石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 　　文章提出，金融強國需要以發達高效穩定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為依托。正如經濟社會發展離不開公路、橋梁、港口、機場，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也是現代金融活動的重要載體。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各國逐漸開始重視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穩定性。2012年4月，CPSS（後更名為CPMI）和IOSCO共同發布了《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成為指導各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各國均朝著完整、一致遵守《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的方向在努力。這體現了危機後各國在對金融市場的認識以及金融監管的思路上存在某種共識。在邁向金融強國的道路上，中國更加需要重視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一則，如果金融基礎設施體現出“脆弱性”或失控，那麼更容易放大金融市場出現的風險。因此對於快速成長中的中國金融市場基礎設施，需要以穩健性、安全性、規範性為主要原則，從而有效應對開放條件下的風險衝擊，防範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二則，相對於整個金融改革進程來說，中國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近年來雖然發展迅速，但仍然滯後於實際需求，尤其是還存在某些體制型分割、低效運行等現象，因此如何全面提升其服務效率，努力促使金融資源流動從“陸運”向“水運”和“空運”演變，也是當前面臨的突出挑戰。三則，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完善不僅有利於提高金融活動效率和降低成本，而且能夠有效服務於貨幣金融政策運行，使得政策操作與傳導獲得更加統一、高效的技術與信息支撐，這方面的改革和創新也大有可為。四則，目前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已經上線，將來還需對接國際標準和金融國際化需求，進一步創新和完善跨境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從而有效打造支撐人民幣國際化和跨境金融交易的“水利設施”。 　　不斷健全和完善金融軟環境 　　文章表示，金融強國需要不斷完善金融軟環境的建設。構建金融強國離不開各種軟環境，這種“無形價值”構成一國金融實力的“品牌形象”。一是在金融相關的法律法規層面，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做。因為有許多法律層級仍比較低，還有眾多部門規章和規範性文件。另外有些法律規則相對比較滯後，需要適應新形勢進一步完善。二是信用體系不健全也對金融活動的深化形成制約，2014年6月國務院出台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明確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信用信息資源共享為基礎的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當前，在政府推動和市場熱情的雙重作用下，加上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影響，征信體系建設不斷加快，將來還需進行更加系統的深入研究和戰略推動，使其對經濟、金融與社會發揮應有的積極效果。三是迫切需要實現金融消費者保護與打破剛性兌付的平衡。一方面，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已經成為各國完善金融法律制度的核心切入點。中國由於處於金融快速創新、發展與變動的過程中，而且金融消費者相對處於弱勢地位，因此更需重視這一問題，從而避免金融創新損害最終消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還需注意金融消費者保護不應被用來維持剛性保障。正是因為中國金融市場存在嚴重的剛性保障、剛性兌付，才使得金融產品定價、風險評估難以有效進行。如何協調二者的利益和關係，對於金融改革同樣重要。四是平衡好金融風險與金融創新之間的關係。金融創新提高了金融機構的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提高了金融業運行效率，推動了金融的深化和發展。但金融創新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處理不當，它會加大金融風險，引發金融危機，甚至會對整個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因此，需要樹立正確的創新風險管理理念，培養注重風險管理的創新文化，建立金融創新管理體系，塑造激勵與約束機制，在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之間找到動態的平衡點。 　　從重金融規模轉向重金融結構與功能 　　文章指出，金融強國需要有一個結構與規模相適應的金融市場。由於許多新興經濟體都面臨金融活動不足的現象，因此人們更關注通過金融深化來提升各類總量性指標。然而伴隨著金融要素的日益複雜，包括金融相關率在內的簡化衡量指標，逐漸難以適應對金融發展程度的準確描述與刻畫。尤其是在中國，與GDP增長相對應，包括如金融機構總資產、貨幣供應量等在內的諸多指標，在全球來看都並不低了，但大家仍認為我們還距離金融強國甚遠，這表明金融演進的衡量標準也在發生變化，更需重視新形勢下的金融結構優化與功能完善，而非金融活動簡單擴張帶來的“虛胖”。一方面，建設金融強國需要改變“唯數量論”，逐步建立以直接融資為主、間接融資為輔的資本市場體系。長期以來，中國資本市場中銀行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是資本市場中資金的主要提供方。銀行主導的資本市場存在大量的金融結構失衡與功能“短板”，前者體現為直接金融市場發展不足、可持續的中長期資本供給模式缺失、銀行業“大而不倒”、金融市場基礎產品發展緩慢等現象，後者則是包括中小企業融資與風險管理、家庭消費金融與財富管理等領域，都存在嚴重的服務“缺位”。因此，金融發展必須擺脫“大幹快上”的思路局囿，轉向更注重過程和實效。另一方面，當前全球金融要素的流動更加快速，發達國家的貨幣當局、金融市場與大型金融機構，事實上已經掌握了較大話語權，要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強國，並不是短期內輕易能夠實現的。由此更加現實的是，首先以服務好國內金融需求為主，以國際化布局為輔；其次，增加全球影響力不在於追求金融“大而全”，而是發掘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努力在部分領域成為國際金融規則主導者。真正的強國金融不應只著眼全球領先的金融資產、市場交易規模和機構“巨無霸”，而在於能否解決現有的“融資難融資貴”、“風險高秩序亂”等矛盾，並且進而為開放環境下的實體部門提供更加高效、完備、貼心的金融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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