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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困境與改革取向

http://www.CRNTT.com   2015-10-25 08:04:33

中評社北京10月25日電／當前的中國經濟，正陷於杠杆膨脹與通縮加劇、去杠杆與防通縮抉擇兩難的困境之中。宏觀層面的積極、寬鬆政策，或落於對高杠杆火上澆油、對防通縮於事無補的尷尬境地。擺脫這種兩難境地，需要有區別於以往的、更強有力的金融深化與結構性改革，並以此推動實體經濟發展。 　　迅速增長的杠杆與泡沫 　　財新《中國改革》發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孔涇源文章分析，1.貨幣供應量迅速攀升。2008年-2012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其中，廣義貨幣供應量（M2）由2008年末的47.52萬億元增長到2012年末的94.42萬億元，激增50萬億元。其與GDP之比，達到1.88。近幾年，為了應對經濟下行，貨幣供應增勢未減。到2014年末，M2增加到122.84萬億元，經濟的貨幣相關率進一步上升到1.93，較之1978年的0.32，擴大了6倍，創下新高。廣義貨幣供應量躍居所謂全球“五大印鈔機”之首。貨幣供應量迅速攀升，給實體和虛擬經濟均帶來一系列隱患。 　　2.資本市場結構畸形，流動性、高杠杆非理性湧入。正常發展的資本市場，是由場外到場內、由基礎市場到主板市場漸進推移的“正三角形”式分布。體制轉軌中的中國資本市場，最初是以審批制方式建立主板市場，場外市場初經試驗、遇挫中止、至今也尚在發育乃至嚴重滯後的試驗之中。結果是社會不斷增加的流動性以各種方式間隙、潮汐式地湧入股市，競價於經審批有幸入市的為數不多的一批企業的部分“流通股”，股市價格自始就背離了由實體經濟盈利水平所決定的資本化價格。人們關注的不是實體經濟盈利水平，而幾乎完全是由人為造成的極其緊張的供求關係、以及投機偏好和心理預期所盲目推動的股票價格。後來雖經“全流通”改革、增加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等，但是，資本市場的“倒三角”格局及運作機理並未改變。更有甚者，還在此基礎上引入融資融券、場內場外配資。一時間，杠杆飛揚、股價暴漲，股值總量以及日交易量迅速躍居世界前列，終於發生劇烈震蕩，引領全球股市暴跌。 　　3.國有部門負債率居高不下。近幾年，國有企業負債率一路攀升，2014年末，平均資產負債率達到65.15%；困難企業甚至部分行業達到70%以上。同期，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平均資產負債率為93%，資本金充足率已過警戒線，不良資產的任何增加都醞釀著金融風險。從公布的數據來看，政府兜底的債務規模從2013年上半年末的10.89萬億元上升到2014年末的15.4萬億元，一年半的時間升高41.4%。預計2015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的債務率為86%。另據審計署數據，截至2012年底，有3個省級、99個市級、195個縣級、3465個鄉鎮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難以納入統計範圍的各類融資與負債項目，以及各級政府的或有債務。 　　4.杠杆率過高是確定無疑的事實。據有關研究，2008年-2014年，居民部門債務總額占GDP 的比重從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部門從98%提高到123.1%，上升了25.1個百分點；金融部門從13.3%提高到18.4%，上升了5.1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從40.6%提高到58%，上升了17.4個百分點。加總以上各部門，2014年末，中國經濟整體(含金融機構)的債務總額為150.03萬億元，其占GDP 的比重，從2008 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近11個百分點。其中，實體部門的債務規模為138.33萬億元，其占GDP的比重，從2008 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上升了60.3個百分點。 　　應對經濟下行繼續追加杠杆 　　文章稱，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實施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對保持經濟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經濟規律終究是決定因素。中國經濟由兩位數的高速增長過渡到一位數的“新常態”，也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本來，消化前期政策影響、健全經濟運行機制，需要去杠杆、擠泡沫，但是，經濟下行壓力推動決策層逆勢應對，進一步加大杠杆力度，一些“調控”措施，也是圍繞穩增長而變相、甚至直接加杠杆的。 　　1.2015年財政政策的積極態勢。按照年度財政預算，2015年財政赤字1.5萬億元以上，赤字率2.2%-2.3%，較2014年1.8%有所擴大。今年3月財政部下達第一批1萬億元置換債券額度、6月下達第二批1萬億元置換債券額度，8月中央財政下達6000億元新增地方政府債券和3.2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額度。增加置換債券額度，幫助地方緩解償債壓力。截至7月末，已發行地方政府債券14288億元。 　　2.定寬政策：“貨幣政策新常態”？央行連續降息降准，再加杠杆。自2014年11月以來，央行連續5次降息、3次降准。最近一次是2015年8月26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 　　3.“加杠杆式改革”。對於實行多年的“貸存比”天花板，已通過立法程序廢除了相關規定而改為監測指標，實際上打開了寬鬆貨幣政策的閘門。資本市場融資融券、並以近乎單邊融資為特征“兩融”由試點而正式化，場內場外配資成災，以及近期出台的有關間接融資促進政策，如融資租賃、重大項目等信貸支持政策。其實，早在2013年底，中國登記在册的融資租賃企業已達1086家，其中內資試點企業123家，外資企業963家。全行業註冊資本金總量2884.26億元，資產總額8725.43億元，行業平均資產負債率達到71.4%。另外，中國基本建設等重大項目負債率一直都處於高位。 　　4、“高杠杆、強刺激”低效益投資。為刺激經濟增長，自9月起，有關決定將港口、沿海及內河航運、機場等領域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最低資本金比例要求由30%降為25%； 鐵路、公路、城市軌道交通項目由25%降為20%。將玉米深加工項目由30%降為20%；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和急需的停車場項目，以及經國務院批准、情況特殊的國家重大項目資本金比例可比規定的再適當降低。如果沒有特定的改革措施跟進，這種在投資大、見效慢、社會效益大於經濟收益的領域，粗放式地推動杠杆急劇擴張，無異於“剜肉醫瘡”式的刺激政策，甚至有可能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高杠杆為什麼沒有演變成通貨膨脹？ 　　文章表示，在杠杆如此之高、泡沫如此豐富的背景下，為什麼中國經濟一路下滑，經濟運行不是通脹而是通縮趨勢？CPI進入“1&2區間”，PPI連續40多個月處於一路走低的負增長的泥沼之中，近期內也看不出走出的跡象。或者說，實體經濟的緊縮是趨勢而不是現象。對於這種悖逆現象，可以有很多解讀，但至少包括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1.中國M3並未超量。美國的M3達到500多萬億人民幣，是中國M2（130多萬億元）的3倍多；日本達300多萬億人民幣，是中國的2倍多（而GDP只有中國的一半左右）。從M3以上的層次考察，美國、日本的貨幣供給更多。這也表明，只要決策正確，改革精准，中國經濟還是有足夠的回旋餘地與發展空間的。但若固有體制不變，一味地放大杠杆，風險甚至危機也就在眼前。因為在貨幣層次中，M3以下逐步減少，便意味著距實體經濟越近，貨幣供應越少，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也就越小，甚至機制性的“脫實向虛”。 　　2.在金融市場上，銀行間接融資雖然過大，但主要流向國有企業和其他政府投資項目，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非常困難。這些國有部門杠杆率雖高，但經濟效益卻並不如預期，拖累整體經濟。如2015年1-7月，國有企業利潤降幅(-2.3%)比1-6月(-0.1%)擴大2.2個百分點。地方國有企業利潤雖同比增長3.6%，但比1-6月回落4.6個百分點。鋼鐵、煤炭行業由盈轉虧，有色行業繼續虧損。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仍面臨下行壓力。 　　3.特殊的體制結構催生了過剩產能，扭曲了收入分配，約束了國內需求，加劇了對外依賴。一旦外部需求受限，往往過於依賴投資拉動，其中的盲目性是以抬高的負債率、杠杆率，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惡化市場環境，造成物價下跌、尤其是生產者價格下跌。 　　4.股市雖然杠杆膨脹、泡沫嚴重，但實體經濟並未從中獲得穩定的融資紅利，不僅IPO審批製造成受益面過小，而且在市值分布中，金融板塊過大，達到四分之一以上。至於股市打新的溢價，受益方主要是二級市場的參與者，尤其是“莊”家。在股市價格虛高、泡沫面臨破裂時，一些國有企業甚至還被要求承擔“救市”責任，被迫入市拼搏、逆勢做多，或增持本股、逆難犯險，繼續向股市注水，拉高股價，增加泡沫或杠杆。 　　諸多因素所造成的結果是，中國經濟總量層面的高杠杆、泡沫化，而實體經濟、結構層面則是緊縮與蕭條。 因此，中國的貨幣問題不是數量問題，主要是結構、效率與體制問題，即“倒三角形”的貨幣供應結構、資本市場結構和政府財力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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