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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激進化政治及其結果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23 09:43:04 |
換湯不換藥 情況的確如此。不僅是哈維爾,大多數革命家都會觀察到,革命之後的東歐並不是他們所想象的國家。儘管激進政治帶來了民主化,但國家仍然充滿著貪婪、腐敗、享樂主義和虛無主義。所謂的民主化意味著政權主體,從革命前的權力轉型為今天的資本。革命前的共產主義依靠權力來統治,革命後的民主則依靠資本來統治。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東歐國家不乏極右派政權(如匈牙利),和革命前的共產主義政權一樣,嚴厲地控制著社會。 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則更扭曲著(實際上是“決定了”)國內的政治形式。地緣政治驅逐了“民主”的道德。革命前的政治形式受制於共產主義政治(蘇聯),而革命後的政治形式則受制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美國和西方)。較之以意識形態為主的蘇聯式地緣政治控制,西方美國的地緣政治更具欺騙性。儘管西方也講民主,但其核心是國家利益。東歐國家的政治人物輕信只要民主化,西方就會大力幫助和拯救自己。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西方美國要不關注地緣政治利益遠遠多於東歐的民主,要不已經力不從心。在東歐,革命家不僅對自己建立起來的民主失望,對西方的袖手旁觀更是失望。 米切尼克因此說,革命的結果,“我們把人權憲章換成了信用卡。”這當然是形象的說法。並且,革命之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信用卡,信用卡仍然是少數人的,正如革命之前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那樣。 哈維爾和米切尼克當然不是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們著書的目的還是希望人們秉承道德的力量,繼續推動社會的進步。不過,他們的著作既是對革命的反思,也是對未來革命家的忠告。畢竟,他們的影響遠遠超越他們的國家,不僅傳播到臨近的東歐國家,也影響到遙遠的亞洲。從東歐的政治變遷中,不難體會到激進主義者需要有現實感,政治不可以過於理想,需要妥協。這也是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激進主義者所需要反思的地方。 亞洲正在經歷著激進政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同的激進政治同樣具有烏托邦性質。這裡不可能對亞洲的激進政治進行全面的討論,但從香港和台灣的情況,就不難看出激進政治的烏托邦性質。可以從如下幾個角度,來看這兩個地區的情況。 第一是地緣政治。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能夠實行怎樣的政治形式,取決於其所處的地緣政治。地緣政治秩序是第一秩序,而內部政治秩序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須向第一秩序調適。從這個角度說,香港和台灣的政治發展,必須考慮到其周邊的地緣政治要素,忽視了這個要素,內部的發展必然是不現實的。向西方求助更使得激進政治的根基虛無縹緲化,東歐的發展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點。 第二是民粹主義式的社會動員。很多政治人物表面上追求民主,但實際上則是民粹主義。香港和台灣兩地的烏托邦主義者,一直在構建所謂的“認同政治”。“認同”問題當然存在著,但在無限的政治動員下,這種“認同政治”的本質和往日的共產主義或者今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並沒有大的區別。在認同政治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被有效地政治化,出現泛政治化現象。實際上,對大部分老百姓來說,他們並不想所有的生活都被政治化。對他們來說,政治只是生活的很小一部分。泛政治化,不管是通過專制方式動員還是通過民主方式動員,都是不可持續的。 第三,民主的動員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量摧毀舊制度,但產生不了同樣強大的力量來發展經濟和制度建設。對人民來說,最重要的是“討生活”,經濟和建設仍然是最主要的。激進政治改變不了什麼,只是滿足了理想主義者試驗其烏托邦的幻想。正因為如此,理想主義者最終被原來的支持者所拋棄。 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激進政治,因為種種因素已經變得不可避免。如果激進主義者多一些現實主義感,就可以做更具現實性的選擇,既可以達到目標,又可以控制出現過多的並不想要的結果。就是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做必要的妥協。不過問題在於,如果激進主義者具有了現實主義感,他們就不再是激進主義者了。也正因為如此,在非西方世界,歷史還是在不斷為理想主義式的英雄人物,創造著政治和生活的悲劇。儘管無論從道德層面還是理想層面看,人們並不想看到這樣的結果,但歷史從來就是這樣的。政治永遠使人糾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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