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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滅親”式告密不僅僅是文革之痛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雲夢秦簡。秦雖鼓勵告密，但仍有“子告父母,勿聽”之規定。   　　階級鬥爭新思維下，血緣感情須服從於階級感情，大義滅親式告密遂層出不窮 　　但在文革中，“大義滅親”事跡——子女檢舉父母，妻子檢舉丈夫，哥哥檢舉弟弟者層出不窮，紅衛兵告密“弑母”這類案例，亦非鮮見，“親親相隱”的底線已全線崩潰。何以會如此？階級鬥爭新思維是個中關鍵。如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陳伯達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人性•黨性•個性》一文，認為“任何種人性並不是先天帶來的東西，而是某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所以，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的問題就是階級性的問題”；再如1957年，針對社會上“不近人情”、“六親不認”的批評，《學習》雜誌刊文指出：“‘人情’是階級意識形態的表現，‘六親’也各有自己的階級地位，都是有階級性的。問題在於‘近’什麼人的‘情’，‘認’什麼人的‘親’。其中有一個顯明的界限，這就是階級立場。”文章公開支持以“階級立場”為標準“大義滅親”： 　　“當一個良好的公民或革命的幹部檢舉自己親屬中的反革命分子，或是提出與自己的反動階級家庭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時，右派分子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六親不認’。這又是什麼意思呢？一個好公民、好幹部為了社會主義事業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就要成為反革命分子或反動階級的俘虜。” 　　1958年第22期的《中國青年》雜誌還刊登有姚文元的一篇對巴金小說《家》的批評文章，在文章中，姚毫不留情地批評巴金的小說“把血緣的感情放在階級感情之上”，削弱了“青年‘大義滅親’的鬥爭性”。文章說： 　　“（小說中的）高老太爺是這個黑暗王國的國王，所謂‘一家之主’。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人物，殘酷毒辣，死硬地維護封建道德，殺人不見血。……到他臨死的時候，作者不是用充滿仇恨的筆調去引導讀者無情地憎恨這條毒蛇的死亡，卻用十分哀痛的筆調叫覺慧、覺民去扮演‘和解者’的角色，叫那個被有些人目為‘英雄’的覺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用悲慘的聲音叫著爺爺’，好象過去做了多少對不起祖父的事，現在在這最後的—刹那加以挽回，要請他‘原諒’。這不是向地主階級妥協，為地主階級減輕罪惡，把血緣的感情放在階級感情之上，又是什麼呢？而那位高老太爺竟也的確‘原諒’了他們，小說中把他的臨死的痛苦衰弱的形象寫得那樣令人同情：‘他的嘴唇又動了，瘦臉上的筋肉弛緩地動著，他好象要做一個笑容，可是兩三滴眼淚開始落下來。他伸手在覺慧頭上摩了一下，又把手拿開，然後低聲說：‘……你回來了……馮家的親事不提了……你們要好好讀書……唉！’一聲長嘆，表現了高老太爺內心的懺悔，他在為覺民的婚事而難過。讀者看到這裡，不是會對他引起一種默然的同情和憐惜，覺得他‘也是為了兒孫好’嗎？而這種和地主階級妥協的感情，會嚴重地削弱青年‘大義滅親’的鬥爭性。”（《論巴金小說<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和它的消極作用——並談怎樣認識覺慧這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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