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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台灣民主與中國的政治發展 | |
http://www.CRNTT.com 2012-01-27 09:15:33 |
中國大陸最關切的是政治發展的有序性,包括有序的民主化進程。對中國大陸來說,台灣民主化的參考價值,並不在於台灣民主化的具體路徑或者制度表述方式;最具有價值的在於台灣民主的和平性質。 台灣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正式民主化,馬上成為亞洲“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較之其它地區,台灣民主化的和平性特點非常顯著。歷史上,民主化經常充滿暴力和鮮血。民主最先在歐洲產生,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地。英國是民主化的代表,但即使在英國,也割了國王的頭。在其他歐洲國家,民主化是長期的社會運動,包括工人階級運動和各種形式的民權運動的結果。民主傳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後,其過程更顯得暴力。 中國大陸傾心於台灣民主的人們,往往過分簡單解讀台灣民主化。他們所強調的是純粹的民主化進程,即從台灣早期的地方選舉到開放黨禁和報禁等政治方面的發展進程。不過,所有這些政治因素都很難充分解釋台灣民主化的相對和平性質。如果從民主化的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來看,不難看到不同國家和地區是不同的。在西方,沒有兩個民主政體的實現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是相同的,在亞洲也如此。當然。民主化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的不同,並不表示民主政體沒有共同性質,例如選舉、多黨制和自由的媒體等等。 但也很顯然,無論從民主化的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都很難回答這一關鍵問題:為什麼一些民主化進程是和平的,但另一些則具有暴力性質?在很多已經民主化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儘管有選舉、多黨制和自由媒體等被人們稱之為民主的制度,但所有這些制度並沒有為那裡的人民帶來清廉、有效政府,沒有帶來社會經濟的發展,沒有帶來社會的穩定和和平。相反,在非洲、拉丁美洲、亞洲的很多國家和地區,很多民主政體往往和政府腐敗、人民貧窮和社會暴力緊密聯繫在一起。 民主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 那麼,如何避免腐敗、貧窮和暴力的民主,追求清廉、富裕和和平的民主呢?兩種不同狀態的民主,並不能從民主化本身的路徑和制度表現方式來理解。 看來,人們必須對台灣民主作一新的解釋,這一新解釋,必須跳出民主化的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而深入和擴展到社會經濟發展層面,也就是民主化發生和發展的宏觀環境。民主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歷來就是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項極其關鍵的內容,但在亞洲,這項內容被大大忽視。 簡單地說,今天台灣民主的質量和台灣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制度建設有關聯。先經濟發展,後社會建設,然後再民主化,這個過程是所有優質民主必須要經歷的。西方如此,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也如此。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的質量之間的關係,人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是經濟發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進程中的腐敗。就選舉民主來說,人均國民所得3000美元的國家,和人均國民所得3萬美元的國家都可以實現民主,但是,這兩種民主的質量絕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質民主,而後者更多的則是優質民主。人均3000美元的時候,選票不值錢,一包香煙和一塊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張選票。不難觀察到,在低收入國家,選舉過程中往往買票現象嚴重。在中國的地方選舉中,這種現象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萬美元的時候,很難買得動選票。這對候選人也是如此。在歐洲,很長時間裡,參與政治的是貴族和社會精英。他們參政不是為了養家糊口。但現在,西方是大眾民主,任何人只要能夠得到足夠的選票都可以被當選。但對那些來自貧民階層的政治人物來說,他們所得到的職位,無論是議員還是政府官員,都是為了養家糊口的。當他們的職位不能給與他們足夠的收入,來支撐一個體面的生活的時候,腐敗就變得不可避免。英國議員近年來的腐敗就是其中一個案例。 台灣民主的發展也說明了這一點。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其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中上收入水平,也就是具有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黑金政治”、選票賄賂也有發生,但大多發生在收入較低的階層,主要是農村基層。這很能說明高收入水平對民主的重要性。如果選票可以被收購,那麼民主就失去了其意義。在政治人物方面,被稱為“台灣之子”、從基層打拼上來的陳水扁,在成為“總統”之後變得如此腐敗,更是一個生動的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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