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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何以解憂 唯有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2-01-26 09:43:18

其二，社會經濟轉型的困惑。 　　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帶來了四大問題：一是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危險趨勢。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的人口掌握了41.4%財富，財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銀行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對外發布了《2009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內地高淨值人群(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2009年持有可投資資產規模超過9萬億元，相當於中國總人口0.2‰的人，持有相當於全國城鄉居民存款餘額20萬億元的近一半資金。此外，電力、電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工資與福利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二是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後，民生問題凸顯。特別是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今沒有建立起來。諸如就業難、上學難、看病貴、住房貴、治安亂等這些牽涉到百姓民生問題，民眾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醫療、住房稱為“新三座大山”。 　　三是發展方式粗放，生態遭破壞，環境被污染。特別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全國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衛生問題更是十分嚴重。高投入，高消耗，帶來能源、材料、資源浪費嚴重，吃老祖宗和下幾代人的飯。 　　四是權力和社會腐敗嚴重。首先一些地方或部門賣官買官盛行，吏治腐敗，敗壞黨風、政風、社風，影響惡劣。各級均有部分領導幹部涉案，有的貪得無厭，金額數以億計，有的斂財貪色，情婦、二奶眾多，群眾對此深惡痛絕。 　　其次，腐敗逐步蔓延到部分法院、檢察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法院、檢察院，有部分法官、檢察官犯案，個別地方甚至“一鍋端”，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法院、檢察院是主持社會公道的重要機構，維護社會正義的主要力量，其腐敗使社會正義平台受損。 　　第三是輿論腐敗，本來媒體是監督公權力的有力工具。但一些媒體不但喪失了輿論監督的功能，還被資本嚴重腐蝕，產生腐敗現象。 　　吏治腐敗、司法腐敗、輿論腐敗，均比經濟領域的腐敗影響更嚴重，這是體制性的腐敗，值得引起嚴重關注。 　　其三，市場競爭的焦慮。 　　不容回避，中國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出現了某些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的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堵塞了民眾的上升通道。這就產生了市場競爭的焦慮。社會上彌漫著浮躁和不滿情緒，幸福感減弱，失落感增加，一些教育學術領域也受到各種侵蝕。 　　從互聯網上看，2011年被戲稱“最勵志”的段子是“少壯不努力，一生在內地”；“最無奈”的段子是“拼搏不如拼爹”，“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有人戲稱這是一個“拼爹”的時代，從教育界、職場到娛樂圈，“拼爹遊戲”不斷升級，既荒誕，又低俗。 　　在2011年此起彼伏的校車事故後，網上出現了這樣的段子：美國的校車很堅固，因為沒人知道哪一輛校車中會出現未來的美國總統；中國的校車很脆弱，因為許多人不把普通公眾的孩子當回事。一些公眾習慣性地把對富且貴的“代際遺傳”不滿情緒，釋放到一些突發事件和事故中去，即使是政府有所作為，社會上也會充滿某種不信任情緒。 　　對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項決策、任何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論壇或網民留言板，有不少 “我不相信”的反饋，甚至出現了一些極端評價。部分網民中彌漫著一股“2012情結”——瑪雅傳說中的所謂世界末日，草根民眾對社會不公無力改變，無可奈何，產生玉石俱焚的“集體焦慮”，這很容易導致民粹主義思潮起來，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緒在到處宣洩。 　　同時，追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受主義，卻日益成為一種社會普遍現象。金錢至上觀念有所泛濫，人文精神有所喪失，人性的物化導致一些人緊張、焦躁、精神崩潰，中國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健康堪憂。 　　上述種種問題給中國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基層權力失控，社會群體性事件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征用和城鎮房屋拆遷上，集中在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上。但綜觀這些社會群體事件，幾乎沒有一件要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也沒有一件要反中央，絕大多數爭利不爭權。只有新疆、西藏問題複雜一些，因為有外來干涉。 　　在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0周年之際，對中國改革面臨的態勢，我們有一些總體判斷：一、經濟保持快速發展；二、政治基本穩定；三、社會矛盾突出。 　　我們還可以達成五點共識：一、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是發展經濟的最佳選擇；二、民主法治國家是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選擇；三、公民社會是社會治理最有活力的社會選擇；四、現代科學技術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主要選擇；五、以人為本、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和諧共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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