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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鼎新：圍脖已經改變了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1-11-18 14:16:29

趙鼎新：在我看來，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個分水嶺。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當時的中國尚沒有體制外左派勢力，再加上百姓維權意識未起，大多數人一心只想發財，整個社會的經濟在阻力極小的情況下進入了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主導期。 　　試想一下，一個社會在何種情況下“發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沒有社會阻力的情況下—社會阻力可以來自左派，也可以來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覺得你的政策會導致不公正，後者會覺得你還有其他的問題。但是，正是社會阻力的缺乏給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國經濟在1992-2002年間有了極大的發展，迎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 　　政治和思想層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國經濟能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指導下得以迅速增長，可高速增長的代價則是環境污染問題、貧富差距加大問題、地區不平等問題、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的問題、官員腐敗問題、農民的稅收問題、工人的下崗以及城市擴張進程中的拆遷等問題。 　　隨著這些問題的出現，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民眾表達意願、維權現象就越來越多了。但是他們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無論是工人的失業、環境污染，還是土地徵收拆遷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鬧，只能是找當地的政府或老板解決。如此一來，儘管矛盾已經十分尖銳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經濟化的趨勢明顯。 　　而在新世紀，特別是最近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變化是人們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烈，主動型的意見表達和公共參與日益增多。 　　特別是隨著這幾年網絡、手機特別是“圍脖”的興起，維權意識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錢買安定的思路，導致了社會公共參與從反應型朝著主動型的方向發展，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民粹主義的抬頭的現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無理取鬧式的社會抗爭。確實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過鬧事來獲得不應該獲得的賠償。譬如，最近上海一些買房子的業主因為房價下跌鬧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來一段時間其他的一些諸如維權運動、中產階級環保運動和NGO的活動可能會增多。比方關於第二代農民工子女受教育、農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問題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種各樣的NGO組織專門針對諸如此類的問題。 　　最後，群體事件持續頻繁發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國家的控制力較強，鬧事群眾的組織力較差。因此，無組織群體事件就成了社會上各種怨恨的一個主要發洩渠道。 　　時代周報：在許多人看來，目前中國群體性事件已經很嚴重。但是，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才剛剛開始，因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才進入起飛階段，而按照過去的說法，這一進程需要100年時間且不可逆轉。對此，你怎麼看？ 　　趙鼎新：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世界歷史發展，目前，中國社會抗爭並不嚴重。 　　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中國社會的抗爭和歐洲社會工業革命階段的抗爭不能比。當年歐洲的社會抗爭，受到馬列主義、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大型世俗意識形態的支持，其產生的社會力量無論是在組織形態、還是價值目標上和行動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國所不能比的。 　　當下中國的訴求表達，基本上沒有大型的話語和意識形態支持，只要政府在各類集體訴求表達面前表現得不要太糟糕的話，這些集體訴求表達就只會停留在經濟和利益層面上。當然，中國集體訴求事件解決特色會引發民粹主義，並需要持續的經濟快速發展和國庫的充足作為背景。 　　有人認為中國目前問題嚴重，那是因為幾乎沒有人感覺好，官員、百姓，農民、知識分子皆如此，都認為社會矛盾很大。為什麼沒有人滿足，主要是在社會變化過程中，幾乎所有的東西沒有制度化。你擁有1000萬元，富嗎？可是，很可能明天這些錢就不值錢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覺中，中國的腐敗不可小視。畢竟人人還是有些“正義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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