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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湧:中國政治改革中知識界的缺位 | |
http://www.CRNTT.com 2010-11-02 08:55:44 |
自由派經濟學家要負主要責任 這里需要負主要責任的,恐怕是自由派經濟學家,或者國內網民們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因為中國經濟改革先行於政治改革的現實,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說話空間最大、也最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目標的,就是市場派的經濟學家。他們在現實中的成功,改變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集體圖景。他們中許多人,從挑戰現有體制的異類,轉變為現有體制的一部分,謀得一官半職,地位、待遇優越,漸漸喪失了當初那種體制外的批判精神,甚至成為現有體制的歌頌者。也怪不得公眾經常把他們視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 當然,利益如何影響了這些人的觀點和立場,在現有條件下是很難進行實證性研究的,我們只能憑借常識和貫徹進行猜測。比如,以聲稱“領導幹部是改革開放中最大的利益受害者,應該得到補償”而聞名的張維迎教授,曾經是大學改革的風雲人物。他市場派的立場是始終如一的。這一立場我在理論上也基本贊同。但是,在實際的應用中,如果把他的市場邏輯推到底,那麼大學改革就應該從實行“教育券”開始:國家把高等教育經費以“教育券”的形式送到通過高考分數線的考生手中,讓各大學在市場上爭奪這些考生,誰能提供更物美價廉的教育服務,誰就可以把考生手里的“教育券”競爭過來,兌換成教育經費。這樣,學生就成了教育的主體、服務的對象,大學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拋開學生的利益大興土木、尋求行政上的升級。但是,因為張維迎在北大擔任要職,他一方面推行高等教育的改革,一方面對這種市場模式選擇了沉默。不僅僅是他,絕大部分有在經濟界教育界有影響的自由派人士,在這一問題甚至不願意進行理論上的討論。可見,進入現有體制本身,即使在非政治領域,也限制了他們的改革思想的發展,更不用說去啟蒙公眾以打破他們處於其中的現有體制了。 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市場經濟理論本身,幾乎取消了政治改革之必要,或者把政治改革僅僅限制在政府改革的領域內。市場經濟,僅僅是自由主義思想的一部分,並非全部。當外在輿論環境限制了自由主義理念在其他方面的推展時,自由主義的知識動力就集中運用於市場經濟的討論中。這種現實,按說更要求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意識到自己所鼓吹的市場的局限。但是,他們卻利用自由主義在其他面向難以推進的機會,把市場經濟理論演化成獨大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仿佛市場能解決一切問題。 為他們辯護的人指出,“市場原教旨主義”乃子虛烏有,市場派從來沒有認為市場能解決一切問題,沒有一個市場派經濟學家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是,近年來從拆遷、討薪、富士康等一系列觸動公眾的事件中,這些經濟學家從來沒有出來對普通老百姓在這種惡性“市場經濟”中所受的折磨表示過同情,也沒有對如何遏制這樣殘酷的現實進行任何討論。相反,他們把公眾正當的反應斥為“非理性”,甚至鼓吹貧富分化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認為不肯接受東莞600塊錢月薪的工人失業是活該,甚至不算失業等等。仿佛市場邏輯就是唯一的邏輯。面對這一知識群體多年一貫的立場,你很難不承認他們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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