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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誰是誰的老師

http://www.CRNTT.com   2010-04-17 10:48:14

自然秩序和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直接來源於中國  　　魁奈作為“國王禦醫”，同期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國的5位傳教士都擁有“禦前數學士”頭銜。魁奈與這些傳教士們關係密切，從傳教士們那裡吸取了中國老子的“無為”思想，並於1758年第一個把“無為”譯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並受無為等思想的影響，創立了依賴自然法則的重農經濟學。在宣揚重農學派思想觀念的刊物《農業、商業、財政雜誌》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歐洲的文獻而是中國的典籍。在杜幫編輯的魁奈及其門徒的論文專集《重農主義，或最有利於人類的管理的自然體系》中（該書第一次提出“重農主義”概念），為了顯示其神聖和權威，居然將出版地點標明為“北京”。  　　“自然秩序”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基礎，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該書的第八章標題即為《中國的法律同作為繁榮政府的基礎的自然法則相比較》。魁奈將中國作為一個實行自然法則的理想國度，通過對中國的制度實踐的考察，闡述了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精神。可以確定，中國古代文化至少是魁奈自然秩序觀念的重要來源之一。  　　杜爾哥是重農學派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按馬克思的評價，杜爾哥的理論體系使重農主義體系發展到最高峰。杜爾哥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經濟學說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認為，“它已經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杜爾閣的理論骨架，即使不談它比《國富論》在時間上領先，也顯然比《國富論》的理論骨架更勝一籌。”而杜爾哥此書的寫作，與中國和中國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1763年，有兩位留學法國的中國青年高類思和楊德望完成了學業，正準備回國。“當時的法國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中國是開明政治的策源地；人們都希望這兩位中國青年能夠讓他們的歐洲東道國不斷地了解中國的內部情況。”於是杜爾哥向他們提出了52個經濟問題，這就是杜爾哥的《中國問題集》，擬讓他們回國後在研究本國經濟制度的基礎上予以回答，以幫助法國思想家全面系統而真實地掌握中國的經濟情況。“為了使他們能夠明白這些問題的目的和意義，我又在這些問題前面寫了一篇關於社會的各種勞動和財富的分配的簡略分析。”這就是《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爾哥所提出的問題及作出的分析都與他所掌握的中國經濟知識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繫，或者是希望從中國的實踐中得到解釋，或者是受中國的情況的啟發而予以發揮，或者是直接從中國古代文化中汲取了營養。所以研究者說杜爾哥的《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書蒙受中國的影響最深。”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直接來源於重農學派  　　1764年2月-1766年10月斯密進行了為期近3年的歐洲大陸之行。1765年12月－1766年10月，他在巴黎逗留的10個月收獲極大，會見了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重農主義者魁奈、杜爾哥、奈穆爾、老米拉波等。斯密正是在這些接觸中產生對經濟學的研究興趣並著手制定《國富論》的寫作計劃的。與魁奈和杜爾哥的討論對斯密構思其研究思路和形成其寫作框架具有重要的幫助，而重農學派對中國文化的傾慕也對斯密產生了一定影響。在斯密的《國富論》中，對中國資料和文獻的大量引用可以作為一個證據。在斯密的《國富論》中，直接繼承了重農學派“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並將其發揚光大。  　　在一定意義上，重農學派是中國古代治國思想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之間的一座橋梁，亞當斯密從重農學派哪里繼承來的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也對後世影響深遠，直到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前一直占據著西方經濟學的正統地位。  　　哈耶克認為，道家“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兩句話，是自發秩序最好的經典描述。哈耶克於1966年9月在東京所作的《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講演中，當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的反問道：“難道這一切如此不同於《老子》第57章的詩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  　　哈耶克對老子的道德經有著深厚的研究，已經到了信手拈來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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