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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榮還原真孔子

http://www.CRNTT.com   2010-02-01 13:32:21

“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句話中的“千萬人”不是指群體嗎？群體若是表現偏差的觀念與作為，“吾”這個個體不僅毫不妥協，並且要擇善固執、起而對抗。孟子由此發展出“大丈夫”的人格典型，其表現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試問：天下還有比這句話更能顯示個體的尊嚴與獨特價值的嗎？ 　　當然，儒家思想重視個體，其重點不是今日社會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所保障的人權，而是肯定：每一個人在道德實踐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責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殺的尊貴價值。這也是孟子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的意思。 　　在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時，會發現“群體”的作用遠大於“個體”。這也許是個客觀事實，但是如果回溯於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請教的話，就會察覺原來孔子的觀念是兼顧群體與個體，並且在兩者之間保持一種動態平衡的。孔子的觀念對於現代人生仍然深具啟發性，其故在此。他所啟發的不只是我們華人世界，也將是全人類。道德行為的主體是個人，而道德實踐的條件與效應則不離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由個體的真誠出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廣開來。 　　羞恥心與罪惡感 　　罪惡感源自個人面對上帝時的特殊心態，因此它的最大挑戰是不信上帝。羞恥心源自個人面對社會標準或個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會標準，個人很可能變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這也正是當前社會的一大危機。 　　就人的現狀而言，中西雙方的文化都強調修養是不可或缺的。為何需要修養？因為人性並非生而完美。關於“完美”的判斷，是不能脫離一個參考標準的。以主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為例，就在其教義中談到人的“原罪”。他們相信上帝是完美的，並且上帝所造的人也應該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們與上帝所訂的盟約，亦即犯了罪，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換言之，人在面對完美的上帝時，不免自覺其“罪惡感”，然後只有憑借虔誠信仰與真心懺悔才有可能獲得救贖。這種罪惡感對心靈的影響是極其深重的。心理分析學家弗洛伊德說：“許多人因為罪惡感而犯罪。”這句聽來像是顛倒的語句，其實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靈狀態。 　　如果說“罪惡感”是個體在面對無限完美的上帝時所自覺的無能與卑屈，那麼“羞恥心”呢？羞恥心是個體在面對“群體”所要求的標準時所自覺的不足與慚愧。個人不能脫離人群社會而生活，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與評價系統，那麼當一個人自己覺察或者被人指稱未達此一要求標準時，就會產生羞恥心。 　　問題在於一個社會的言行標準是否正確？這個問題涉及政治、教育、輿論所形成的社會風氣。譬如，“笑貧不笑娼”是偏差的風氣，但同時也是一部分客觀的事實。那麼，要如何導正類似的風氣呢？在進行導正工作時，誰又有權認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來，這裡應該考慮的是雙重挑戰：一方面，每一個人都要有羞恥心，努力朝著社會標準去行動。這時所謂的標準體現於禮儀與法律。孔子顯然認為禮儀才是正途。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至於讀書人，孔子的期許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至於如何判斷邦之有道無道，則是另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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