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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業高管限薪風波:合法的貪婪?

http://www.CRNTT.com   2009-03-15 10:01:34  


 
  但這一數據未納入國企福利,與社會觀感不符,與審計署對某些行業、企業的審計結果有出入,與發改委2007年的調查有距離——國家發改委發布的收入分配報告顯示,目前部分國有企業收入分配不規範,工資外收入管理失控,“特別是一些壟斷行業職工工資收入無序增長,與一般行業職工收入差距明顯擴大”——也與以下數據不符:數據顯示,2005年,中央企業職工年平均工資比全國國有企業職工年平均工資高13814元,高出72%;比全國全部企業職工年平均工資高15300元,高出87%;比全國社會平均工資高14519元,高出79%。

  不僅如此,一些國企高管的經營能力被壟斷紅利遮蔽,如國有控股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經營業績雖好,但收獲的制度性紅利居多。根據1月20日中國證券業協會公布的數據,2008年國內107家證券公司累計實現淨利潤482億元,全行業淨利潤同比總體縮水約63%。但中信、國泰君安等大型券商依然位居前列,國泰君安以近56億元的淨利潤占據7家非上市券商的首位,而中信證券在上市類中排名第一。

  國泰君安的主要利潤來自於何處?就來自於法人股的集中拋售。2008年上半年,國泰君安拋售上市公司解禁法人股收益近40億元。國泰君安在2000年後的資產重組過程中,曾以置換方式獲得中國石化、大眾交通、申能股份等幾家上市公司法人股,其中以每股2.50元的價格獲得中石化5.87億股國有法人股,占其總股本的0.68%。誰能够獲得如此低價的上市公司的原始股,誰就能獲得花團錦簇的經營業績。靠天吃飯與靠體量優勢吃飯造就貧弱的競爭力,因此這些企業內戰內行,而外戰大都以虧損為主。如果他們有足够的經營能力,好吧,高薪就高薪,高薪養創造利潤的人才。問題是,我國國企高管真的是板上釘釘的人才嗎?他們甚至連職業經理人都不是。最搞笑的是中體產業新任董事長謝亞龍,是從足協主席卸任,其前任董事長王俊生同樣如此,都不知道是對股市的嘲弄,還是對國企體制的譏諷。

  對於高管高薪的監管難上加難。

  薪酬由底薪、資金、期權等部分構成,灰色收入外人並不知情,就以資金而言,名堂多多。在低迷期設立期權,降低行權門檻,到時候就能名正言順收取千萬年薪。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外部董事形同虛設。難怪有人質疑高管即使不拿高薪,也照樣過豪華生活。

  根據報道,去年中央企業23萬多名各級負責人員對持股、投資和兼職取酬情況進行了自查登記,並進行了整改。據統計,5家集團公司的19名負責人員自查了兼職取酬問題;19家企業有56人持股不符合國資委有關規定,涉及金額1349萬元;61家企業338名中層管理人員兼職取酬1302萬元;96家企業6990人不規範持股得到初步清理。葛洲壩集團督促下屬單位糾正632名負責人和職工個人投資建電站問題,清退入股資金2086萬元;國家電網中層管理人員在多種經營企業的個人持股全部清退。

  對國企高薪的制約與國企員工的自利性動機存在非常激烈的衝突,既然國企尤其是央企擁有壟斷地位,必然獲取高額利潤以至於將高額薪酬攬入懷中,制約舉措越多,只能說明衝突越激烈,制約越困難。實際上,國企員工的年金、期權、交際等各項收入,將使監管者管不勝管,將使政府負擔沉重。

  國資委官員的表態顯示,他們希望能够最終使國企的薪酬機制與國企一樣,全面向市場轉型。但他們在完成一項十分困難的、跡近於登通天塔式的任務。

  作為過渡的辦法,我們應該允許國企進行改進:首先,在非事關安全性的領域,繼續大力推進國退民進的改革,不因任何意外的插曲而阻撓了改革的進度;其次,允許國企高管自主選擇身份,是放棄官員身份充當職業經理人,還是退出職業經理人行列進公務員序列,將這兩種人放在完全不同的崗位,實行完全不同的薪酬體制;第三,最終實現淡馬錫式的公司管理,實行徹底的職業經理人選拔機制,國資委只能作為董事會成員發表意見,而不是行政上級;第四,對於壟斷企業按照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徵收暴利稅後,再行考核業績,把制度性紅利與高管的經營能力分開,以免魚目混珠。

  美國總統奧巴馬發布的金融機構限薪令,限制的是那些接受了納稅人的幫助、享受了國家資助的金融機構的高管薪酬,在市場化較為徹底的美國的限薪令,不過是複述了以下一個簡單的道理:一個非市場、非私人的企業高管,薪酬必須接受政府約束,而政府必須尊重納稅人的裁決。

  國企高薪是中國改革之路上的頑疾,將貫穿改革的始終。具體的措施可以變,但本薪激勵有助於提高全社會生產效率,以助於選拔優質高管最終使國企走向市場的宗旨不能變。國有控股權並不意味著資金、工資分配權,不意味著奪民營企業之食化為自己的財富,而只意味著董事會或者薪酬委員會中的一票。如果最終數量不多的中國國企能够如此市場化,則國企改革才能收官,國企高薪現象才能成為社會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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