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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網絡化個人主義的影響

http://www.CRNTT.com   2021-09-05 00:04:02  


 
  網絡媒體用戶普遍化推動政黨強化構建社群網絡,開啟網絡媒體領域的“選民爭奪戰”。“2017年台灣人每天平均花7小時49分上網,2小時3分鐘在社交媒體上,是兩岸三地之最。台灣 2017 年的活躍社群使用者共有1900 萬人,占了全台人數的82.6%。其中,有1800萬人習慣用手機上社群媒體,手機社群媒體滲透率達到78%,排名全球第7。”〔8〕可見網絡社群媒體對台灣民眾的重要性,同時因其高參與度的情況促使政黨開啟對網絡社群媒體的強化措施,以便於獲得更多的選民支持。為了激發個體的能動性,培育個體的政黨偏好,台灣地區的社群媒體功能擴展被提上日程。各黨派以網絡直播、專屬APP、“臉書”、“油管”平台等等途徑擴大與選民的交往互動,整合觀察選民意見,培育網軍引導輿論方向。

  網絡社區的構建提升了網絡政治傳播的互動性。台灣學者柯一青指出,“社區(community) 是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的一環,並不單單指的是村里,更不以集合住宅為單元,應該屬於人心理互動的一種組織,並無固定的範圍與界限”〔9〕。網絡社區建設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可依據區域內個體的自我特性為其自動匹配出適合群組,也成為集會召集的重要平台。台灣通過構建社區文化認同來強化社區參與者的主體性,從現實幫扶發展至網絡聯結,意在把社區人員之間產生的聯繫與社區整體意識相融合,產生區域共識。網絡社區的構建可快速高效地聯結社區個人力量。眾人皆知的“太陽花學運”及“反課綱運動”之所以可快速集結大量人員,不可忽視社區網絡和各大社交媒體的集結作用,發起者通過各種社交平台聯動、協作,最後形成“無組織的組織”。此時的網絡化個人主義達到高潮,個人的政治關注度和參與度得到明顯提升。

  三、台灣網絡化個人主義影響兩岸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具體體現

  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需要兩岸以一致的身份認同 、明確的共同利益和有效的制度規範為支撐,網絡化個人主義在台灣的發展映射出台灣島內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變化,這些變化影響著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一)台灣民眾的“台灣主體意識”和身份認同差異在網絡政治傳播中被強化

  身份認同對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意義非凡,網絡化個人主義一方面為多元理念的碰撞提供了平台,一方面成為台當局通過網絡塑造“台灣主體意識”、強化“台灣人”身份的工具。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群際區分提升自尊”,“台灣人”的自尊是通過與“中國人”的社會比較而實現的。〔10〕國民黨退台後,台灣走的是與大陸完全不同的政治發展之路。台灣整體傾向將實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和地區視為“自我”或“我群”,而把與西方民主不同的制度稱為“非民主制度”,一律視為“非我”或“他群”。〔11〕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便是“他群”之一。早期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以及與台灣經濟“四小龍之一”的光輝歲月的對比令民眾對大陸帶有偏見和刻板的印象,認為台灣比“一黨專政”的大陸各方面都要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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