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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革命,兩個政治傳統——朱學勤談美國、法國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3-20 13:10:32  


 
  人物周刊:當時美國和法國對國家制度的設計是否也體現了對人性的不同認識?

  朱學勤:其實兩國是相互滲透的。像漢密爾頓更多認為人性本惡,設立制度就是為抑制人們在政治層面上的邪惡。另一方像傑斐遜等人,受啟蒙思想影響比較多,認為人性本善,政治制度的安排應該最大限度調動人性的善,用政治來追求人間天堂,用今天的話來講,相對而言是個左翼;漢密爾頓天然地就是個右翼。左翼和右翼達成了哪種共和?右翼設計好了制度,左翼在制度平台上批判這個制度。這就是共和制度上面的民主追求。問題在於傑斐遜在美國代表的這股民主力量,在法國革命中成了主流,沒有力量跟它抗衡。它用政治來追求宗教的目標,要把日月河山乃至人心的道德是非重新安排,那革命承擔的東西太多了。不光承擔了制度變易,還承擔了價值觀的徹底顛覆、人性的改造,不成為大革命才怪。

  一些根本性價值衝突只能靠宗教調節

  人物周刊:大革命之初,法國自由派貴族的制度設計很出色,但後來革命失控,他們或逃或亡。他們原本有機會成功嗎?或者說法國革命有沒有可能停止在這個階段?

  朱學勤:假設的歷史學是最迷惑人的。任何國家的歷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假設。我覺得是有成功的概率的。法國革命1789年7月14日控制不了,但後面如果有一步控制得住,也許不會引起後來激進的狀態,就是殺國王。殺國王最終促發了舊歐洲所有王室聯合起來撲滅革命。法國革命中後期始終是在對內革命、對外戰爭的交織中進行的,這就導致內部清洗越來越殘酷。殺國王是一個歷史的三岔路口,錯過這個路口,沒有回頭路,只能找下一個路口,後面的事就很難避免了。這是一個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性衝動,事實上辯論時也是以微弱多數通過。

  人物周刊:大革命階段是那樣設計制度,但之後法國出過十多部憲法,重新設計制度時對人性的理解是否有所改變?

  朱學勤:法國革命後來逐漸在收斂。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時,又一次衝破束縛,達到非常激進的階段,追求一個嶄新的人間秩序。所以72天的巴黎公社是必然失敗的。你到法國的蒙馬特高地去看,蒙馬特高地是革命聖地,從法國革命到巴黎公社,不斷爆發起義的地方。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國人在那里建了一個新教堂,叫聖心大教堂。他們已經認識到,一些根本性的價值衝突只能靠宗教生活而不是政治手段調節。

  人物周刊:也許法國是特別不幸的,就像美國是特別幸運的,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同時具備那麼多的條件。

  朱學勤:美國革命有許多有利條件,法國革命沒有。美國有遼闊的土地可以緩解民間的財富衝突;新大陸沒有王室,不至於激起強烈的反對力量;沒有強大鄰國,不會遭遇戰爭的糾纏,等等。這些條件,法國都不具備。甚至當歷史召喚,需要寫《獨立宣言》,正好傑斐遜在場;當歷史第二次召喚,需要制定1787年憲法,漢密爾頓在場,傑斐遜正在法國。如果這兩個人出場的順序顛倒,那就既不會有《獨立宣言》(或者會是另一個樣子),也不會有1787年憲法。如果考慮到這麼多因素,有句話政治不正確,但確實說出一些東西:上帝參與了美利堅建國的過程,讓她有這麼多的幸運條件。

  但上帝也是公平的。在早期給了她這麼多幸運的條件,在後期又給了她其他民族都沒有遭遇的苛刻條件。如果說上帝選中北美這塊土地做了一次人類大同的實驗的話,那他最苛刻的一個考驗就是把人類種族上距離最遠的兩個分支,黑白分明的兩個分支放到同一塊土地零距離接觸,看他們能不能融合。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觸發了第二次內戰,那就是南北戰爭。那場戰爭雖然撲滅了所謂南部叛亂,重建南部卻以失敗告終。解決這個問題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或許我們可以說,到了2008年奧巴馬競選勝利,美國終於誕生一個黑人血統的總統,這場人類學的實驗才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但後面的考驗仍然苛刻,就是移民問題。美國本是移民國家,沒有移民也就沒有美國,但這個移民而成的國家面臨著更多移民的衝擊。亨廷頓寫《文明的衝突》,說的是美國外部國際社會間文明體系的衝突,但他更擔心的不如說是美國內部問題,越來越多的移民稀釋掉他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核心。所以他後來寫了《誰是美國人》那本書。不過到目前為止,我覺得美國的包容性仍然很強。這個制度居然能把200年前奴隸的後代送進白宮。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5期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 施雨華 

  (朱學勤,中國當代學者、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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