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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千帆：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

http://www.CRNTT.com   2012-12-05 14:40:17

3.權力體系下的人格墮落  　　在一個權力壓倒一切的國家，道德墮落是遲早發生的。這是因為權力本來就和道德無關，掌握權力——尤其是通過暴力奪取的權力——的事實本身不等於善惡或對錯。但是一旦權力成為一種社會通貨，不僅可以換取金錢、文憑、榮譽，而且成為權力本身的正當性來源，社會就喪失了基本是非觀念。在這種情況下，權力成為真理的代名詞。但是權力對是非的壟斷又是徒勞的，不僅因為人們內心的是非判斷不可能和權力的絕對命令保持一致，而且因為權力本身就是高度流動、變化莫測的；昨天還坐在市委書記的高位上“反腐倡廉”，明天可能就變成囚籠裡的貪官。這樣必然造成是非觀念的混亂乃至喪失，僅剩下無所不在的權力和金錢崇拜。 　　馬克思的最大錯誤不僅在於沒有充分認識到人的意識對物質的決定性反作用，而且在“存在決定意識”的框架下，通過把活生生的人綁在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經濟發展“鐵律”上，使人完全物化並喪失道德主體性和進取心。這套“唯物”至上的理論誇大經濟體制的作用，讓只是人類活動一部分的“經濟”吞噬了整個人，把人看成是無法超越經濟利益的動物，把道德等“意識形態”作為完全寄生於“經濟基礎”之上的附庸。其認為，“公平競爭”只是資產階級主流學者編造的一個神話，勤勞致富只是剝削者自欺欺人的謊言或被剝削者自我安慰的夢想。在經濟“規律”面前，體制承擔了一切；什麼美德都顯得虛偽，什麼罪惡都變得情有可原。窮人可以因為窮而偷盜，女人可以因為窮而賣淫，甚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的資本家也可以怪“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造就了他們的貪婪……既然什麼都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什麼都可以怪罪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個人還有什麼不可以做的呢？如果中國之所以少民主，不是因為中國人自己的懶惰和懦弱，而是因為GDP還沒有達到某個神秘的“拐點”，個人對於推動國家的政治進步又能做什麼？一旦變成決定一切和解釋一切的“真理”，馬克思主義只能成為墮落的借口；它的興盛充滿暴力，它的衰落也將留下一個紙醉金迷、物欲橫流的社會。  　　在體制成為一切罪惡的替罪羊之後，“砸碎萬惡的舊世界”自然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綱領，似乎改變體制就能拯救一切。然而，當《共產黨宣言》斷言“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將贏得整個世界”的時候，它忘記了每個“無產者”至少是有生命的。在道德上，讓“無產階級”冒死用暴力消滅“資產階級”的生命是不正當的；任何高尚的目的都不可能使這種不正當手段正當化，因為它要摧毀的正是人最基本的價值。暴力革命的鼓吹者無視一個基本常識，那就是任何體制或集體行為都不可能對個人的不道德行為負責；最終，實際上可以自由選擇的個人要對自己選擇的行為負責。事實上，在任何經濟體制下，個人道德都有相當自由的發揮空間；即便在高壓政治下，個人仍然享有內在的靈魂或思想自由。為什麼一個資本家不可能有一點憐憫或慷慨，或每一個“無產者”都一定那麼“大公無私”？為什麼資本家知道自己的“喪鐘”遲早會敲響，還會傻乎乎地等死，而不會和“無產者”談判並共同建立一種更為人性化的私有制和市場秩序？為什麼兩千多年前雅典、羅馬在奴隸制就能實行民主，幾百年前英國、美國在農業社會就能實現共和，而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卻不能讓人民實質性地當家作主……  　　中國歷史證明，理論與實踐的因果關係有時恰好相反；馬克思從來未能預言中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軌跡，而全體中國人卻不偏不倚地落入“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馬克思主義範疇陷阱之中。先是經歷了馬列主義“科學”理論的去信仰化洗禮，之後又經歷了馬列“信仰”本身的崩潰，今日中國整個民族或為利益所誘、或為生存所逼，每個人似乎都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當口不可理喻地走到了末世邊緣；農村的孩子從小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城裡的孩子從小學就開始準備高考的馬拉松競賽……無人有閑暇把自己的道德修養當回事，國家前途更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落魄文人才津津樂道的話題。道德人格已被摧毀殆盡、政治人格沒有成型並在長期專制教育下畸形發育。 　　經過革命與暴政的反覆歷練，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沒有懺悔、沒有反省、沒有恥感、沒有操守的時代。當代“五毛”現象就是一個例子，他們將自己的人格貶值到幾個小錢。絕大多數中國“左派”之所以“左”，也不是因為不知道過去幾十年發生的事情，而是在既有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下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定位。西方的“左派”立場未必正確，但是至少操守應該肯定，因為他們是敢於批評政府和輿論主流的少數派。中國的“左派”恰好相反，他們中的青年或是一群被國家主義歷史教育徹底洗腦的“憤青”，其老於世故的一輩則多是利用在權力控制下嚴重失真的歷史觀和社會輿論，覬覦用政治安全的“主流”話語向權力體制邀功請賞的人，投機取巧，或假借“愛國”之名嘩眾取寵，或搬弄國外左翼批判學派的一點“最新理論”。對於一個將自身人格完全寄托於“國家”的學者群體，國家主義是其最自然也最“有利”的思想出路。如果逆境中的民主憲政思想因輿論管制而不足以抗衡“左翼”煽風點火和市民激進情緒，那麼國家極易重蹈覆轍，甚至上演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悲劇。 　　究其實質，國家主義是尚未完成公民道德建構而首先訴諸於政治國家建構的頭腳倒置。在歷史教育的長期扭曲和對“敏感”輿論的嚴格控制下，國民很容易將假想的“國際勢力”作為出氣口，以至任何周邊領土主權糾紛都可能掀起新一輪國家主義狂潮。其實政府官員是中國當今社會最“西化”的群體之一。他們不僅和西方接觸最頻繁，成天在發達國家訪問“考察”，而且多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求學，或在海外銀行存有巨款，因而懼怕得罪西方政府；這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理應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最大保護傘，灌輸軍國主義實際上是自掘墳墓。然而，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政府長期灌輸的“愛國主義”教育已經把它自己放在激進情緒的火山口上。國家主義本來是出於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卻可能成為顛覆政權合法性的由頭；不遺餘力的“愛國”鼓噪可能將把不可一世的國家帶到毀滅的邊緣。 　　當然，如果說中國“崛起”激化的國際矛盾還有待時日，那麼國內矛盾早已層出不窮、應接不暇；如今不用生活在中國，只要上網瀏覽就能略知梗概，無須贅述。這些事件因公權完全失控而造成的權力極度濫用引起，在一個政治人格缺失、道德人格毀壞的國家本來十分正常。每天網上頭版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更多巧取豪奪、侵占民利但不出人命的事情則悄然進行而不受關注。事實上，官員和百姓每天都被眾多新鮮事件包圍著，早已疲憊並“適應”了不太平的生存環境；久而久之，甚至喪失了道德判斷的基本常識。當一個民族泯滅了是非觀念和基本恥感，那麼無論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都不再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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