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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及其中長期後果

http://www.CRNTT.com   2012-01-03 10:19:37

主持人李國盛：謝謝潘老師的精彩分享，剛才您從前因後果來講上山下鄉的過程，其中講到一個原因是文革時紅衛兵打死人，毛澤東很不高興，認為這違背了他的想法，那您認為他發的文革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另外中國當下唱紅歌的行動，您怎麼看？謝謝。 　　潘鳴嘯：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是比較複雜的問題，我覺得毛澤東基本上是想保護自己的權力。對他來說權力是什麼？西方有一些學者說文革只是一個權力鬥爭。我覺得權力鬥爭要看看權力是什麼，如果權力是當一個主席或者什麼職位，我覺得那個時候毛澤東根本不用怕什麼，因為他的威望那麼高，沒有一個領導可以把他打倒，這不符合當時的情況。但我覺得毛澤東特別是在大躍進失敗以後有了大饑荒，他在領導層的威望降低了，而且在60年代初的劉少奇、鄧小平就開始按照他們的辦法恢復中國的經濟，用的政策比如說在農村“三自一包”，毛澤東覺得這些方法不對，但同時也沒有辦法，因為當時的經濟情況太嚴厲，所以他只能後退，但他真的擔心中國以後的發展會完全像蘇聯，毛澤東這認為完全不符合自己的理想，也對他自己將來的政治威望構成威脅以及死了以後的名譽有害。所以在這個時候他想再掌握真正的權力，因為對他來說權力不只是一個頭銜，而是他希望中國按照他的藍圖發展，這個我覺得是最主要的。而在這方面毛澤東覺得青年很重要，所以希望年輕人完全可以變成跟他一樣的理想主義的"XX革命家"。所以一方面是他想搞一個大的社會運動來改變政治方向，而為了改變這個政治方向就要打倒很多領導；另一方面他需要靠社會的一部分來打倒這些人，就靠青年、靠紅衛兵。 　　我覺得他基本上有這種想法，當然毛澤東也知道這個權力雖然可以靠社會運動來改變政治方向，但也知道需要有力量，而且他知道政治的權力就是靠槍，所以他只是靠紅衛兵，後來就靠軍隊，用軍隊來做最新的權力制度基礎，也就是說他要拿回真正的權力。如果你說他反對紅衛兵殺人，這個我不知道，因為開始時可能殺人最多的紅衛兵就不是後來的那些造反派，他後來批評的那些造反派，1966年夏天開始時，那些所謂的保皇派弄的最多的事是殺人、打破很多文物（破四舊），後來毛澤東也允許軍隊鎮壓那些紅衛兵，而且當時也有不少紅衛兵死亡。毛澤東是一個軍人，是一個打仗的領袖，對他來說最主要的是達到目的，有些事可能不是他最關心的，比如如果你說因為紅衛兵殺人才批評他們，我覺得他批評他們說明他已經有了新想法，要恢復秩序，以革命委員會來恢復那些秩序，那些紅衛兵繼續搞運動，繼續武鬥跟他的新想法有衝突，所以他批評他們。這是我的看法。 　　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有一些人有組織性的唱紅歌，我也看過一些採訪那些唱紅歌的那些人，我覺得很複雜，可基本上是我剛才所說的：懷念自己的青春，而且也要找一些娛樂，他們那一代的娛樂就是這個。有一次我碰到一批以前的知青，他們非常反對毛澤東，特別批評毛澤東，但他們說他們聚在一起吃飯喝酒都唱歌頌毛澤東的歌，為什麼？因為在當時沒有別的，會唱的歌都是唱毛澤東，也就是說他們唱紅歌唱的是一代人的歌，但不一定是他們完全同意這個歌詞。我看過一個記者採訪他們"那你們是不是要想回到毛澤東時代”？他們說"不是”，基本上是這樣的，當然以後也有一些人組織這樣的活動，那些人組織這樣的活動可能有他的政治企圖，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大部分唱紅歌的人基本上是想聚在一起唱他們年輕時的歌，並沒有明顯的政治意義。 　　主持人：謝謝，剛才有一個微博網友給您提了一個問題“潘教授您好！請問您對當前的大學生村官制度有關注嗎？有人稱之為新一代上山下鄉運動，對此您有何看法。另外《戲夢巴黎》中男女青年手拿紅寶書讀毛澤東語錄，在您所了解的範圍中當時的法國青年是否客觀，到今天發生了什麼變化？ 　　潘鳴嘯：我覺得很難說是新的上山下鄉運動，因為這個比較像幹部下鄉的做法，知青下鄉時是去城市戶口，變成農民，而且基本上是勞動，而非做一些小幹部的工作，我覺得這個差別很大。而且當時很多知青說，如果我們知道下鄉只是兩年、三年，那我們會做一些好事，幫助農民念書還是做一些有意思的工作會很樂意，問題是我們當時下鄉時知道，理論上是一輩子當一個農民，要扎根在農村。當時是這樣的說法，而且他們沒有固定工資，沒有城市戶口，非農業戶口，這樣的情況和現在那些青年人去農村一段時期做基層工作不一樣，而且我覺得這比較有意思，我並不覺得去農村不好，只是覺得當時那種形式完全不符合一般年輕人的要求，因為你是一個城市青年受過教育，突然變成一輩子的農民完全不符合人類的基本要求、基本的情況。所以我覺得和現在的政策有很大的差別，而且我覺得這個政策就我來說比較有價值。 　　在巴黎搞"五月風暴"，當時的我很積極，後來崔衛平採訪我（在網上能找到），我比較詳細的講了當時的經歷，有一次占領了國家的一個劇院，衝進去以後占領這個地方鬧革命，那個地方有一個紅白藍的法國國旗，我的女朋友在我的肩膀上把藍和白撕掉，剩下紅旗（現場笑）。那個時候我們就那樣，覺得全世界有一種現象，在歐洲、在美國大學生特別是文科生都是左派，都受那個氣氛的影響，我覺得那個時候有全球化的一代人，為什麼？因為有一些現象，比如越南戰爭影響整個世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而馬克思主義在當時是很有力量的一個思想。後來我跟一些認識的知青有很多溝通語言的原因在於此。當然問題是後來，後來我們覺得怎麼樣。當時我沒有當毛派，但我有一些朋友是毛派，完全是學了上山下鄉運動，放棄了念書，本來是很好的大學生，放棄念書去當工人和農民。後來他們也都後悔了，他們在1973、1974年想到辦法回他們原來的學校，繼續接受教育，有些是半工半讀。 　　現在在我巴黎的研究院有兩個同事是這樣的。我們都在70年代開始有懷疑，我覺得有一點像中國人特別是那些知青在1971年就要散時，林彪事件對他們是一個很大衝擊，因為我們不太懂，不大理解覺得沒有必要，後來看到蘇聯問題，實際的社會主義跟我們理想的社會主義差距太大，開始懷疑。當然不是說大部分人就變成了右派，實際上很多人還是左派，我自己覺得我還是左派，只是當時有一個問題，可能70年代末中國知青不少人有這個想法，為什麼本來好的理想引起的一些負面的印象？主要是因為沒有注重法治和民主，所以在70年代末有一個民主與法治的流傳口號，而且官方也認同這個概念，當時有一個雜誌《民主與法制》，所以我們覺得這一代人，特別是西方法國的學者、知識分子都是這樣認識的，當然有一些人變成了右派，可以說大部分人希望有一個平等、公平的社會，可是覺得憑一個偉大領導說幾句話不是好辦法，應該建立一個有法治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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