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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真實的俄羅斯與東歐轉型故事 | |
http://www.CRNTT.com 2011-07-10 08:52:27 |
金雁:東歐早年為了抗衡蘇聯,哥穆爾卡最早提出了波蘭特色,這都是為了反對移植蘇聯模式。斯大林就認為整個東歐只有蘇聯模式,民族主義就是對抗蘇聯。 在轉型過程中,還是有波蘭模式、捷克模式、匈牙利模式,這是因為他們國家面臨的轉型初始狀態不一樣。 波蘭為什麼搞內部人的私有化,職工私有化,就是因為他們工會太強大,農業又沒有搞過集體化,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農民這一塊是可以暫時排除在外的。捷克沒有強大工會,因為在原來的奧匈帝國的基礎上以20%的人口繼承了80%的工業,民族自豪感強,而且宏觀經濟比較好,所以就搞了“證券私有化”,也就是把一部分國有資產平均分給了老百姓。匈牙利的問題在卡達爾的遺言里說得很明白了,他是1989年6月份死的。他說趁著蘇聯現在視力減弱,我們趕緊回歸歐洲,機會難得。他在位期間大量借款把匈牙利人的生活搞得很好,因此匈牙利需要還債,就必須向外拍賣,所以國際化就成了顯著特色。 這些都是根據本國具體情況來的,現在已經殊途同歸,幾種模式相互滲透。進入歐盟時就得要強調普世價值了,歐盟有一視同仁的標準來考核,不強調特色,這時候強調的是普世價值。 我們在那裡也了解了一下他們是怎樣看待中國的。首先有些隔膜,不像50年代那麼熟絡與親密。其次,他們感覺到中國這個龐大經濟體的壓力。問到對“中國特色”的看法,他們策略地回答道,“上帝不會偏袒任何一個自認為特殊的民族。人類文明中追求的正義、公正、人道都不僅僅是哪一個民族所特有的。” 人物周刊:為什麼俄羅斯體制外有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麥德維傑夫這樣的代表,知識分子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金雁:俄國知識分子從形成上都是圍繞“大文學”的概念,文學一枝獨大,在文學里表現思想,所以文學號稱是第二國家,把其他的學科都涵蓋進去了,包括了哲學、宗教、社會學等。文學是良知、正義和呐喊的化身。俄羅斯全民都在讀文學作品。幾百年來俄國知識分子反抗政府是一個傳統,能叫知識分子的人就是反政府的,他們叫心靈反對派,或者天然反對派。技術人員能力再高不能算是知識分子,充其量只能是專業技術人員。 在中國,因為科舉制度下的士大夫情結,只有進入體制內才有用武之地,好像只有在體制內才能大有作為。那天我在感慨,中國歷史上體制外的知識分子有誰呢?秦輝就說有曹雪芹啊,有蒲鬆齡啊,有清流啊,有浙東學派啊,有黃宗羲啊,每一代人都應該建立“自己對自己負責的歷史”,現在中國的問題就不能怪老祖宗,而是我們沒有肩負起責任。 可是我仍然覺得對比俄國歷史上的群星璀璨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國知識分子的力量比較微薄,我們《紅樓夢》、《聊齋》透出來的仍是落第秀才不得志的酸楚勁,體現的仍是不知所措的仿徨,抒發個人情感方面多,自覺地肩負責任給出更多的分析判斷以及原創性的學理意義不如前者。 人物周刊:轉型初期社會群體事件東歐國家多嗎? 金雁:有,而且罷工的一方總是強勢的,比如波蘭、羅馬尼亞群體事件都不少,剛開始工會沒法適應自身角色的轉換,他們從反對者的角色轉變成執政者之後,上午在議會通過的議案,下午就上街反對自己的政府。這是前10年的情況,現在這些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政黨、工會、NGO的角色都已經定位了。 當然每次選舉前都會有罷工浪潮,因為民眾知道,選舉前政府都是最低調的,提條件也是容易接受的,競選者會爭取選民,甚至討好選民,是和政黨討價還價的最好時機。 我有時候也會感慨,民主也會慣出毛病來。希臘就是這樣,政府都要到破產的地步了,可是工資還是不能減,你一縮減政府開支,公務員就上街了。從政府角度想想,外債已經這麼大了,再不緊縮政府就破產了。 (作者:張歡 實習記者薑琳琳、陳漫清對本文亦有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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