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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農民：30年來大陸城市與農民的糾葛

http://www.CRNTT.com   2009-03-09 10:14:38

文/肖鋒 　　改革開放30年回顧，似乎錯失了一個重要主題：感恩。今天，我們重拾這個主題，感謝農民，尤其感謝兩億多農民工。沒有他們粗糙的雙手，所謂崛起的大國，所謂中國奇迹，所謂世界工廠，根本不成立。 　　除了具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富于進取精神的官員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外，改革開放30年貢獻最大群體首推農民工。他們是中國改革的頭號功臣，理應得到善待。當下，金融危機走向縱深，他們又成爲第一撥受害者。 　　如何擺平農民與城裏人之間的天平，是歷届中國領導人也是每一位城裏人面臨的課題。回饋農民，城裏人需要利益讓渡；不是憑一時良心發現，而在制度設計。而從觀念上解開“農民”這個稱謂的死結，更需要勇氣和久違了的傳統道德力量。 　　“農民”何以變成一個形容詞？ 　　污名化農民的背後，是爲建立某種身份優越感 　　據衛士李銀橋回憶，進城後的毛澤東仍保留對紅燒肉的嗜好，于是不免惹得江青嘮叨，說這是農民習性。一次被嘮叨急了，毛澤東大吼：“農民怎麽啦！我就是農民！” 　　江青以健康爲由的嘮叨幷不錯，錯的是將之與農民聯想的小資作派。貴爲紅色“革命闖將”，毛夫人搔首弄姿的相片上不難發現舊上海灘的履歷。 　　小資情調視農民爲土氣。“真農民！”是小資們常說的一句嘲諷。“農民”變成形容詞。如今“小資”也是形容詞，“你才小資呢！” 　　社會學稱此爲污名化，即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幷獲得某種優越感。污名化反映了一種單向命名的權力關係。即便在趙本山、馮小剛式的幽默中真正的農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數”，其實那都是城裏人的調侃。 　　在城裏人的傳媒中，不難發現對民工的污名化相當普遍，似乎這是農民天性。以致一旦發生刑事犯罪，城裏人首先聯想到的是進城的民工。 　　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門推出的“關愛”和“教育”民工的歌謠如是雲：小農意識要去掉，說話粗魯讓人受不了；裝修進了房主家，手脚不淨就要犯事了……不許隨地大小便，刮鬍子剃頭天天要洗脚；不看黃盤和小報，學習文化素質要提高……(《民工兄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盲流”一詞早見于1953年國家政務院發出的《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最初，“盲流”是作爲動詞的“盲目外流”的名詞化縮略，指稱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人。而隨著社會變遷，這一指稱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評價色彩的內涵(有學者指出，“盲流”一詞的發音，倒過來就是“流氓”)，令對“盲流”的粗暴執法合理化。孫志剛的悲劇最終導致該法令取消。 　　從“盲流”到“農民工”，這些詞語裏面包含的污名化傾向，既是一種貶斥，農民不該擁有城市居民的權利與待遇，也爲建立某種道德優越感，農民是文化低能者。 　　南京學者就民工群體媒介形象展開研究，對《揚子晚報》的統計發現：2001年該報中民工形象正面角色只占10%，負面角色占66.7%。包含骯髒、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污名化，以及說話粗魯、手脚不淨、隨地大小便、看黃盤和小報等標簽。 　　傳媒或互聯網屬于城裏人，它們構成强大的話語場，貶斥、妖魔化一些人，奉承、推崇另一些人。今天，哪個城裏人膽敢自稱“農民怎麽啦！我就是農民！”是需要勇氣和道德反省能力的。 　　鄙弃農民身份就變“洋”了嗎？ 　　土與洋的故事，一朝進城忙“換裝” 　　1949年，中國城市人口比率爲10%，十個裏九個是農民；1980年，中國城市人口不過19%，五個裏四個也是農民，這種低增長當然與“上山下鄉”等逆城市化政策有關。2008年，中國城市人口比率達到了45%(國際平均水平爲50%)。 　　這麽說，今天的城裏人多數是60年間從黃土地裏走出來的。衣著光鮮的大都市人，他們家族前傳的主角都是農民。 　　有意思的是他們多數都不承認或故意遺忘這個前傳。這令人想起解放初期“換裝”的故事。幹部進城第一個要解决的個人問題是什麽？是“換裝”，將鄉下妞換成城市小姐。《激情燃燒的歲月》是電視劇版，真實生活版的石光榮應該有一房鄉下老婆。多數幹部即使未到場，父母大人早就在鄉下許下一門親事。這位鄉下妞素未謀面，文化不高，但孝敬父母能生娃。她不會像城市小姐那樣動不動就對丈夫的窮親戚冷嘲熱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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