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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電影中的游民意識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有兩個中國演員最能够體現這種不問真假、不知真假的意味，一是葛優，一是趙本山。當然許多情況下是出於“善意”。趙本山在張藝謀拍攝於2000年的《幸福時光》中扮演一個下崗工人，用他的女朋友斥責他的話來說：“從頭到尾沒有一句真話”。為了討好女朋友，他謊稱自己有五萬塊錢結婚；接著，進一步謊稱自己是一家叫做“幸福時光旅店”的經理，其實只是改造了一輛廢舊汽車後來還被拉走了；他謊稱給女朋友前夫的盲女兒找了一個按摩的工作，其實那是在停工的車間裡，幾個同樣下崗的夥伴假裝成病人來安慰那個雙目失明的女兒，這些人與趙本山一樣不務正業，不知道他們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最後玩笑開到了人民幣的頭上——這些人給不出按摩所需要的小費。於是用紙頭裁成人民幣大小，當作錢去騙那個可憐的孩子。而女孩為了安慰對方，也不戳穿這個善意的謊言。謊言如何變成了現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最為自然的、不可推翻的堅固“事實”，在某種意義上，這倒是與目前的中國現實有一種相關性或者匹配。但是影片畢竟不是現實本身，而是重構的現實，在它看起來天衣無縫的謊言系列中，有一個不堪一擊的起點，即趙本山對女朋友說他“有五萬塊結婚”。 　　人並非一個謊都不撒，但是如果是在沒有多大壓力之下仍然要撒謊，並非迫不得已之下撒彌天大謊，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四　游民與世界中的權威 　　1999年4月18日，一年一度的戛納電影節舉辦前夕，張藝謀公開了他寫給這屆電影節主席雅各布的信，信中說，他準備撤下已經送去的兩部參賽影片《一個也不能少》與《我的父親母親》，原因是在公布候選影片名單之前，雅各布公開談到張藝謀的新片，認為是在“替政府做宣傳”。應該說，作為電影節主席，雅各布從影片與政府的關係上提出問題進行發難，顯然是不恰當的，也是逼人太甚；但從中也的確暴露出西方電影節對於中國電影的某些期待，暴露出西方觀眾對於中國電影“政治上正確”的特殊要求。張藝謀在給雅各布的信中，將這種西方要求說得非常清楚：“對於中國電影，西方長期以來似乎只有一種‘政治化’的讀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類，就列入‘替政府宣傳’一類。”而公開指出這一點，實際上對張藝謀十分不利在於：這就意味著，他此前參賽戛納電影節或其他西方電影節，並接受這些電影節頒發的獎項，是認可和接受這個遊戲規則的，是願意被當作“反政府”的形象得到承認的。 　　 　　當然，從眼下來說，退出參賽對張藝謀則更為有利：在已知不能滿足西方意識形態要求、獲獎無望的情況下，需要回過頭來站穩國內的腳跟，站到中國官方以及中國市場這一邊。按照有關規定，送外國電影節的國產片一是需要電影局審片，而且是需要電影局本身選送，導演和制片方都無權擅自送片，《我的父親母親》這兩個程序都還沒有走。因而即使獲獎，擺在前面的結果也只能是像《活著》一樣，在國內遭到封殺。而《一個也不能少》，雖然為電影局所選送，但是如果在電影節上業績不佳，也會影響正緊鑼密鼓做放映宣傳的這部影片的票房。很快，張藝謀退出戛納電影節的消息在國內媒體大加渲染，有評論認為此舉是張藝謀公開挑戰和明確回應“某些西方人‘意識形態偏執’”，也有評論認為，“張藝謀這次以戛納電影節主席歧視中國電影“替政府宣傳”為由退出，較過去他的某些影片被西方電影節列入“反政府”一類而獲獎，可以說是一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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