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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音:十九大創新局 台方卻視而不見

http://www.CRNTT.com   2018-01-13 00:10:06  


 
  以制度建設開創新局

  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早就指出:“現代性”將帶來穩定,但“現代化”的過程則會造成政治體制超載而易生動亂。在維持穩定同時追求發展方面,列寧主義政黨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模式,而中國就是最佳的例子。不過,杭廷頓當年只注意到中共藉由列寧主義的黨組織而在1949年建立了能夠有效統治中國的政府,還未見到改革開放後中國進而推動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過程。而中國一旦開始推動現代化,仍然有不穩定的可能。可是如果不啟動現代化,國家又永遠貧窮落後,難免挨餓、挨打,無法立足於世界。這就是從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經常聽到的兩難悖論:“一收就死(或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依此悖論,中國的改革開放幾乎注定左支右絀,難以成功。台灣許多‘反共’或‘台獨’的人就是這樣看待中國大陸。”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悖論似乎已被歷史證實。”

  石佳音說到,1978年以前的計劃經濟,某種程度證實了“一收就死”。此後直到1989年的風波,又仿佛見證了“一放就亂”。其後直到1992年,大陸看似又將走回“一收就死”的“鳥籠經濟”,然而鄧小平卻以“南巡講話”推動了第二波更深入的改革開放。不過,在新一波的開放大潮中,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官場腐敗和貧富差距引起的民怨,導致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甚至自2011年起連續3年國內的維穩費用預算超過軍費,又仿佛再度證實了“一放就亂”的無奈。然而,如果我們深入思考這個悖論的原因,再仔細觀察習近平治國理政的作法,就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

  石佳音談到,首先,“一收就死”,是因為政策不對;“一放就亂”,則是因為制度不良。由於中國各地方的情況和條件千差萬別,為了摸索有利於發展經濟的政策,勢必適度放權於地方政府及市場經濟。否則一旦收權於中央(及政府),就會損及地方的積極性和市場的合理功能,導致“一收就死”。可是,如果中央已有正確的政策,則集權中央及政府並不會導致死水一攤。同理,過去雖因制度不良,無法約束官箴、落實中央的政策,導致“一放就亂”。但如能建立合理有效的法治制度,那麼放權並不必然造成官場與社會的混亂。

  習近平在2014年10月23日於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說:“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這就一針見血地提出了:要以“立法”(制度建設)來“治事”、“治人”。依此思想,他可說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視制度建設的領導人。以十九大報告來說,其中的關鍵詞出現頻率最高的,不是別的,就是“制度”(包括“制度建設”)──總共出現100次之多,甚至高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70次!此外,還有“法治”(34次)和“依法治國”(19次)兩個高頻詞語,都說明了習近平對“以制度推行政策”的重視。

  因此,習不斷強調:以黨紀國法“從嚴治黨”、“從嚴治吏”;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要“讓制度、紀律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嚴防違法違紀的“破窗效應”。在實際作法上,他更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積習,針對高級幹部開始抓法治建設。過去5年來,省軍級以上幹部及高官“落馬”了440人,其中含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43人(占總數11.4%)、中央紀委9人(占總數7%)。這些人中,包括了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等大老虎。只要這樣的做法持續下去,大陸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就能成功。而只要官場風紀能改善,大陸政府的施政能力必然大幅加強,更能有效地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石佳音表示,除了反腐與扶貧外,十九大報告裡還宣稱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可見健全市場機制已是大陸的既定政策,因此過去5年不斷集權中央,已能做到“收而不死”。同時,因為習近平是以“約束公權力”的“制度建設”來推行其他政策,所以在“收”中含有“放”,並可做到“放而不亂”。有如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5月13日國務院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說的:“既要落實放權的責任,也要落實監管的責任,兩者齊頭並進,既防止放不到位,又防止出現監管真空,一定要走出‘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

  他強調,十九大後的新中國,將如此繼續以制度建設開創新局,做到“收而不死,放而不亂”,而後就能收放自如,最終破解困擾中國以及其他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悖論。這將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對世界其他開發中國家所做出的最大啟示,同時也將消解台灣對大陸體制最大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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