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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灣的“日本情結” 由何而來？

http://www.CRNTT.com   2016-10-17 00:12:50

（二）政治意識形態：對日好感伴隨台灣“主體”意識增強 　　當前台灣社會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把存有歷史羈絆的日本當作了不能忘卻的“他者”來抗拒“一中認同”，從而強化“台灣認同”的“排他性”族群意識，主要排除的是與母體的認同聯繫。 　　2014年爆發的“反服貿運動”，表面上是反服貿“黑箱”操作，實際上抗議的年輕族群中真正對兩岸服貿內容有所瞭解的實屬少數，大部分都是盲目反抗大陸的追隨者。為什麼台灣社會當前會出現“抗中.親日”的社會形態？根據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治.米德的社會論，他認為社會是在人與人互動之間產生的。②所以，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具有反思能力，在反思的基礎上，個人意識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同周遭的人對某一現象形成一個共同的反應。當前台灣社會整個“抗中.親日”的氛圍，很容易使社會中的個人受到影響，彙聚成一股集體意識。再者“解嚴”後，追求台灣“主體性”變成愛台灣的意識表現，而過去的被殖民記憶卻成為反抗曾經的“祖國認同”的情感依據，由於“日本情結”和“台灣認同”二者的捆綁式發展，“日本情結”成為了對抗大陸爭取台灣“主體性”的對抗性情緒。另一方面，從全球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來看，“抗中”不單是只為“抗中”而“抗中”，與外部環境交往過程中推動了台灣社會追求自身的“主體性”，這其實是其後殖民情緒表現出的自我保護意識。台灣社會經歷了長期特殊的殖民歷史背景，所以在隨著社會現代化發展的自我反思過程中產生了急切想擺脫被政治控制和思想束縛的困境。但為什麼近年來在擺脫後殖民困境的進程中，擺脫“中國認同”的意識佔有了社會的道德高地，而對真正殖民過自己的國家卻反常地表現出加深的親近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戰後國民黨對台灣社會實行“威權”的思想控制基礎是“中國意識”，在國民黨漸漸失去“中國”正統代表性後，對台灣的統治也漸漸與曾經殖民統治過台灣的帝國主義國家劃上了等號。要認知這一問題，根本的原因還是要歸結於台灣與大陸關係一直存有的政治定位問題，而政治議題是最容易觸動後殖民社會敏感神經的部分，而台灣與日本關係並不存有此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社會的“抗中.親日”，個人其實也會影響社會，如社會領袖利用對上層權利的掌控會隨自己的意願塑造出某種社會環境。老一輩的“日本皇民”由於有親身經歷日據時期的歷史記憶，所以把日本視為“國家”看待，而當前台灣社會的“親日”傾向，更多的是由於“解嚴”後不斷發展膨脹的“親日”環境營造出的結果。掌控政權的上層階層透過權力重塑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形成了一套“本土化”、“親日”為主體的話語系統。加之台灣社會本身有著多重外來政權統治的歷史背景，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很容易在政治環境中遭到煽動而被利用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繼2014年“反服貿運動”後，去年台灣社會又爆發了以年輕群體為主的“反課綱”運動。如果“反服貿運動”是基於年輕世代對台灣社會現實的不滿，是在“反全球化”和“抗中”情緒下發生的，那麼去年“課綱問題”主要是台灣年輕世代對於新課綱的部分歷史解釋地反抗，可以看出當前台灣年輕世代對台灣“主體性”的堅持以及突顯其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那段歷史偏向“日治”概念的“親日”態度。日據時期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至今仍在影響著台灣社會的認同觀，這其中值得思考的是台灣社會後殖民遺緒與“抗中”情緒存在的某種聯繫，這也是今後兩岸關係發展中需要直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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