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不是“里根經濟學”的“中國版”

http://www.CRNTT.com   2016-07-21 07:12:31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出發點到舉措都是彰顯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並非是“里根經濟學”的“中國版”。 　　中評社北京7月21日電／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成為落實“十三五”規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的政策措施，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當前，部分學者把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20世紀80年代的“里根經濟學”相提並論，甚至把“里根經濟學”的經濟主張視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良方。 　　光明日報發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周紹傑文章介紹，“里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來源於“供給側經濟學”(或供給學派)，其核心思想是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倡導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特別是把減稅作為核心政策主張。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之後，里根總統把減稅作為經濟政策的核心，在任期內把最高邊際稅率從70%下降到30%以下。“里根經濟學”甚至認為政府促進經濟增長能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減稅。這種主張可以追溯到美國第30任總統柯立芝的政策實踐，柯立芝總統因此被視為“供給側經濟學之父”。從歷屆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來看，經濟政策具有明顯的黨派差異，而減稅是美國共和黨的傳統經濟政策主張。到了小布什時代，“里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再次大行其道，對富人大幅度減稅成為小布什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然而，隨著小布什任期的結束，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一直影響到現在的世界經濟。 　　文章分析，總體來看，“里根經濟學”與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經濟發展階段與政策提出背景上存在顯著差異。從發展階段來看，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與里根時代的美國經濟具有很大差異。1980年，美國城鎮化率為73.74%，服務業增加值達63.57%，服務業就業比重為65.70%，這些指標都是發達經濟體的典型標誌。相比之下，中國2014年城鎮化率為54.41%，服務業增加值在GDP的比重為48.2%，就業比重為40.6%，收入水平仍處於中等收入階段。其次，從政策提出背景來看，“里根經濟學”面對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的“滯脹”現象；而中國當前面臨的情況是低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率雖出現下調趨勢，但在國際上仍是高增長國家。以上兩方面差別決定了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里根經濟學”的“中國版”是一種幼稚的看法。經濟病症不同，政策藥方自然也不同。 　　從政策手段來看，“里根經濟學”的主要政策手段是減稅(特別是對富人階層的減稅)。而中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工具是多元的，既要發揮市場無形之手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也要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導作用，發揮各類政策“組合拳”的合力，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從實施結果來看，“里根經濟學”儘管解決了通貨膨脹問題，但是也產生了長期性的副作用，成為美國經濟發展至今的痼疾。一方面，美國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另一方面，美國的收入分配狀況持續惡化，收入分配明顯傾向於富人階層。與此相對應的是，儘管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但勞動者的小時工資率並沒有明顯上升，表明美國在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成果較少地惠及勞動階層。而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是要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同時，實現可持續發展與共享發展。 　　文章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觀點。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短期任務，組織好重點領域的殲滅戰，抓好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為核心的五大任務，其本質是“解放生產力”；又必須具有長期戰略，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通過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構建創新驅動增長模式轉換經濟發展方式、引領新常態，其本質是“發展生產力”。因此，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出發點到舉措都是彰顯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並非是“里根經濟學”的“中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