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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媞:偷換殖民概念 台獨構建“文化港獨”

http://www.CRNTT.com   2016-06-05 00:15:39  


 
  2014年6月,吳叡人為《香港民族論》一書作序,即《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他預言香港民族自決論的組織形態“應會以學院知識青年為其主要基礎”,稱香港民族自決運動與包括20世紀前半的《台灣青年》運動等歷史現象一致,是某種“青年香港”(Young Hong Kong)運動。與其說是“預言”,倒不如說是吳叡人等“台獨”學者,對“獨派”在香港接班人的定向培養。

  吳在文中毫不諱言地說,香港民族主義的出現是“1997年香港併入中國以來,來自新宗主國對香港日益緊縮的控制,97之後的中港關係,其實正是中央集權國家試圖將國家權力深入新領有之邊陲領土,結果對邊陲人民既有的認同與利益造成嚴重威脅的情境。”吳刻意使用“併入”而不用“回歸”,用“新宗主國”而不用“主權國”,是為了引導讀者將中國對香港的管治曲解為“中共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因為只有在“殖民語境”下,吳才能控訴所謂中國利用“官方民族主義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和“香港本土社會對入侵的北京國家權力所帶來的威脅的反彈”,他那套“香港民族論”才能在政治上產生殺傷力。

  但稍加思考,我們就會提問,究竟吳口中的“邊陲人民”,也即是香港人“既有的認同與利益”是什麼?而歷史上真正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的“港英政府”在吳文中為何消失了?

  吳叡人認為,“港英殖民政府150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的制度形式”(國家層面),再加上“67年左派暴動之後,香港人開始比較積極追尋本土認同,香港政府也開始推行種種塑造香港認同的政策,而整個7、80年代則是香港住民土著化與香港身分認同形成與穩定最關鍵的時期”(社會層面),就出現了“香港本土共同體”。但實際上,當時沒有“香港政府”,只有英國人組成的“港英政府”。

  他說,儘管英國政府不允許香港自治,卻“在二戰後賦予了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但根據香港反對陣營長久以來對選舉制度的攻擊和對所謂“真普選”的訴求,港英政府恰恰最缺乏合法性和認受性,它在選舉制度上更毫無優勢可言,因為根本沒有選舉。吳進一步指,“這個香港(準)國家制度架構雖然欠缺了大英帝國自治領的自治議會,沒有賦予香港住民參政權,使他們得以行使主權者的統治權,但卻將他們深深整合現代國家之‘公共政治的網路’之中,使他們與香港(準)國家連結,成為‘香港公民’。”這句話恰恰說明,此時“香港人”這一身份認同是從殖民者通過管治政策賦予被殖民者,而非體現香港本地人的主體性。

  至此,吳叡人骨子裡的戀殖情節已經表露無遺,在他的論述中,西方國家的統治權,哪怕是帝國的殖民統治,也充滿合法性和認受性。吳身體裡流動的戀殖之血,或許允許他深深懷念日治時期的台灣,但他對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肯定,卻讓自己的偏見無所遁形。難道吳認為洋人較港人更有某種血統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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