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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希望在哪裡？

http://www.CRNTT.com   2016-04-25 07:44:50

供給側改革：避免陷入債務通縮螺旋 　　文章介紹， 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三期叠加”，今天為什麼如此困難呢？正是因為我們處於“三期叠加”這麼一個十分特殊的時期。經濟增速換檔期、經濟調整的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結構、發展方式、增長動力的重大調整和變化，因此我們需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三期叠加”和新常態解決的是“怎麼看”的問題。 　　去年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說應對當前的情況，我們應該怎麼辦？沒有別的辦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可以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區分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需要區分供給改革、政策調整、轉型升級和更新換代。什麼意思呢？今天我們需求側存在很多問題，供給側存在很多問題，但是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供給側，我們要抓住主要矛盾，解決主要問題，因此強調供給側。供給側的問題不是總量的問題，糧食連續十二年增長，工業品普遍產能過剩，所以供給側的問題不是總量的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問題。 　　怎麼解決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呢？沒有辦法，只有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供給側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這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了一個筐，什麼都往裡面裝，這不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的是用改革的方法來消除供給側所存在的制度性障礙，從而增強供給側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調整。因此，它不同於一般的政策調整，它不同於企業的轉型升級，也不同於產品的更新換代，它強調的是改革。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持續壯大，居民消費升級呈現個性化、高端化、服務化的態勢。在國內傳統需求收縮和外部需求持續低迷的背景下，供求矛盾轉變為供給過剩與供給不足並存。我們一方面看到嚴重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過去五年中國人每年在海外的消費都是一萬億人民幣，所以一方面是供給過剩，另一方面是供給不足。數量過剩與品質不高並存，傳統、低端和無效供給過多，新型、中高端和有效供給不足。供給與需求的矛盾集中在供給側，表現為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消除這些障礙。 　　增長階段轉換的本質是實現供給與需求在總量和結構上的再平衡。我們只有實現了再平衡，我們才有可能完成增長階段轉換的任務，我們才有可能在中高速的平台上保持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由於大量過剩產能未能有效退出，供給大於需求導致競爭日趨激烈，過度競爭、惡性競爭，導致工業品價格持續負增長。到今年3月份PPI持續負增長47個月，企業利潤滑坡，債務負擔加重，債務通縮螺旋，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什麼叫債務通縮螺旋呢？我這個企業過去銷售收入一個億，銀行貸款兩千萬，這個債務水平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工業品出廠價格持續下降和通縮的後果是，銷售只有五千萬了，但是債務仍然是兩千萬，債務負擔明顯加重。負擔加重以後，企業被迫變賣資產，償還債務。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負債加重，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會死亡，風險不斷向銀行傳遞和集中，當銀行面臨越來越高風險的時候，只能被迫收縮信貸。銀行收縮信貸，企業和個人得不到銀行的資金支持，需求會進一步萎縮。由此，價格會進一步下降，通縮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這又造成企業的債務負擔會進一步加重，這就叫債務通縮螺旋，是一個惡性循環。 　　產能過剩已經成為經濟運行中的“惡性腫瘤”，必須痛下決心施行“外科手術”。在這樣的情況下，宏觀管理必須重視供給與需求的有效結合，在保持總需求基本穩定的同時，轉向以供給調整和結構改革為主。這是去年年底我們給中央的建議，當時我們沒有使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說法，用的是供給調整和結構改革，後來中央把它濃縮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出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文章指出，需求側大幅度萎縮，由此帶來普遍嚴重的過剩。供給大於需求，價格持續下降，企業盈利水平滑坡，中央、地方財政收入增幅大幅度下降，經濟運行質量效益滑坡。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怎麼辦？無外乎三種考慮問題的方式： 　　第一，我們“踩油門”，讓需求側重新回到與供給相適應的水平，如果需求側重新回到與供給相適應的水平，我們所有問題不就解決了？有經濟學家說為什麼下行？咱們再加大力度，四萬億不行，我們拿出四十萬億的刺激計劃行不行？讓需求重新回到與供給相適應的水平。那樣的話，我們今天面臨的所有問題都會解決。怎麼來看待這樣的問題？我們目前還處在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我們沒有做出深刻的調整，而是通過四萬億的刺激計劃暫時度過了難關，為今天埋下了隱患，如果再搞四十萬億的刺激計劃，我相信今年、明年的日子會好過的，問題是明年以後的日子還過不過？以後消化起來更困難。過激的刺激政策，是以中國經濟中長期崩潰的可能性為代價的，所以更“狠”的刺激政策是不可行的。 　　第二，現在需求政策的作用越來越差。習主席說宏觀經濟政策的邊際效應遞減，確實如此。每一輪穩定增長，我們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看總賬，是得不償失的。但既然是這樣了，需求側只能放任不管了，但其後果就是第二種情況，需求側出現短期斷崖式的下降，必然會以更多企業的死亡為代價，經濟在很低的水平上實現供求平衡，這就是系統性的金融危機。我們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危機的底線，要避免第二種情況發生，這也是不可取的。 　　那麼，接下來唯一可選的就是第三種，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障總需求適度擴張。想讓總需求重新逆轉，增速重新回升，我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性，但是我們可以防止短期斷崖式的下降，保障總需求的適度擴張。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放在加大供給側的調整力度上，促使僵屍企業退出、兼並重組和優勝劣汰，引導過剩產能逐步退出。根本的問題在於，什麼是過剩產能？誰應該被淘汰？過去我們通常說，小企業應該被淘汰，這是不對的。被淘汰的應該是兩類，一個是違規產能，指的是達不到行業的安全、能耗、環保、排放標準的產能，必須退出。第二個是低效產能，低效率的企業，在競爭當中沒有能力，或者已經失敗的企業必須退出。促進兼並重組和優勝劣汰，我們認為應當發揮政府與市場的活力。2010年以來，當需求側持續下行的時候，供給側沒有作出相應的調整，已經證明在當今的中國僅僅依靠市場機制，我們很難達到優勝劣汰、兼並重組的目的，因此，必須發揮政府的作用。我們現在正在建設“一帶一路”，企業反映說，原來在這個小國家，就我一家中資企業，我是寶貝，可以隨時到總統府、總理官邸去拜訪，現在“一帶一路”政策提出來以後，中資企業一哄而上，形成了過度競爭、惡性競爭，肥水流入外人田，這種情況非常普遍。 　　我們反思，日本企業進入中國的時候為什麼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呢？最根本的問題是，當日本企業進入中國的時候，他在國內已經完成了兼並重組和優勝劣汰的工作。兼並重組、優勝劣汰就是提高行業的集中度，當行業少數幾個大的企業具有壟斷地位，占有80%以上市場份額的時候，很容易形成行業規範和行業自律。同時，行業內通過不斷淘汰落後企業，也是把市場及生產逐步向高效率企業轉移和集中的過程，也就是行業效率不斷提升的過程。只有完成了這個過程，才有可能避免過度競爭、惡性競爭。中國目前正處在這麼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所以要發揮政府與市場的活力，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必須發揮應有的作用。一個企業被淘汰，說起來簡單，做起來是很難的。資產的處置、債務的處置、人員的安置、轉崗再就業、社保的接續等等，這些都需要政府支持。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講拿出一千億，重點解決鋼鐵、煤炭這兩個產業的問題。供給側減量，壓縮產量，減少產能，並通過結構調整、升級達到與需求側相適應的新水平，價格逐步企穩，企業盈利能力逐步恢復，我們才有可能實現轉型再平衡。 　　中國的希望在哪裡？ 　　文章提出，我們看到很多負面的現象：經濟持續下行，各種矛盾和風險、挑戰日益增多。換個角度，我們還可以看看中國的希望： 　　中國人均GDP只相當於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我們還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 　　我們有2.47億進城農民工需要轉變為與城市居民享有同樣權利的市民。怎麼解決我們的房地產庫存？怎麼去庫存？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第一個措施就是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我們的城鎮化率有兩個指標，一個叫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現在是56.1%。但是如果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來衡量，我們現在還不到40%。如果讓大量長期在城市裡工作和生活的人把戶口落在城市，他就會去買房子或者租房子。如果2.47億農民工都去買房子，房地產庫存的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5600萬農村貧困人口需要擺脫貧困。習主席講，小康不小康，關鍵在老鄉。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大的短板是精准扶貧、精准脫貧。到現在還有5600萬人口，年均1150萬，好像壓力不大，很多省提出我們要在2017年、2018年完成脫貧任務。是這樣的嗎？我認為不是這樣的。凡是容易脫貧的，過去早就已經脫貧了。現在剩下的人數不多，5600萬，那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是家裡沒有勞動力，或者長期有病人，或者腦子比別人笨，沒有脫貧能力的，不能簡單去除，這個問題要比我們想象的複雜的多得多。 　　數百萬居住在城市棚戶區的居民需要新的家園，從需求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 　　每年我們有700萬左右的大學畢業生畢業，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能力。要從基礎設施條件和產業配套能力來說，儘管印度、越南的工資只有我們的三分之一，但是他在這些方面跟我們比，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上。新優勢與巨大的潛力相結合，我們認為一定會釋放出新的活力與動力。 　　三個比較，三大機會 　　文章分析，從2014年中美主要經濟指標比較，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相當於美國的63.4%，占全球比重的13.3%，人均GDP接近八千美元，只相當於美國的七分之一左右。占比，說的是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是中國供給結構和美國供給結構的比較。美國四分之三以上的增加值是由服務業創造的，儘管這幾年以來，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大幅度提高，李總理說占住了半壁江山，但是和美國相比，中國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有巨大提升空間。 　　再看中國的需求結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一個是居民最終消費，一個是政府消費。剔除政府消費，只看居民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我們與美國相比，差距非常明顯。美國有四億人口，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有14億人口，是全球成長最快的消費市場，但我認為中國一定會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 　　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只有兩個億的指標，第一，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城鄉居民收入穩步提高，將會解決老百姓面臨的沒錢可花的問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保障水平的不斷提高，將會解決老百姓不敢花的問題。還有市場體系不斷規範，誠信制度的逐步完善，也將對消費的增長產生有利的拉動作用。中國人到海外去買東西已經很多年了，國內的議論也很多，什麼原因？難道中國人到海外買東西是圖便宜嗎？至少我不是這樣認為的。我也在海外買一些商品，最關鍵的原因是誠信。你在海外多花一點錢，一定能買到品質好的產品，而在國內卻不一定。 　　再一個是城鄉結構的比較，農業勞動力占整個勞動力的比重。2014年，美國投入了1.6%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他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同年，中國投入了接近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卻是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這就是我們與美國的差距。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的、主要依靠投入勞動力來生產農產品的方式在中國已經走到盡頭。2013年以來，中國主要農產品價格全面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價格差距達到50%左右，中國農業變成一個弱勢產業。我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此提出的建議是，農業政策要從過去以提高農產品產量為主的農業政策，轉變到以提高農產品競爭能力為主的政策。過去我們的農業政策就是在想辦法提高農產品的產量，滿足人民的需求，解決溫飽問題。怎麼能夠提高農產品產量呢？不斷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不斷增加補貼，來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來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未來我們在農業政策上需要實現這樣的轉變。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有80%的勞動力在從事農業生產，在過去三十多年，我們把比重從80%下降到了30%，未來我們需要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有可能把農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下降到20%甚至20%以下。中國與美國不一樣，我們是人多地少的國家，要達到美國的水平，至少短期內看不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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