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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業化社會與中產化社會的來臨

http://www.CRNTT.com   2016-03-02 08:05:35

三、中產化社會應對風險的對策 　　文章提出，1、加強社會整合，防止經濟波動影響下的政治波動。 　　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提高，會使其增加對社會的關懷感。一個社會階級階層位置的普遍上移，也會增加這個社會的政治話語權。工業化過程經常伴隨業主與工人階層之間的欠薪爭議。後工業化社會也經常伴隨街頭事件的發生——尤其是在後工業化的初期。中產階層在走上歷史舞台的時候，也會表現出其成為這個時代第一大階層的存在意義。 　　從美國的情況看，在1984年到2000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成年人的投票率，從37.5%降低到28.2%。但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上的成年人的投票率，卻一直保持在70%左右。巴西在20世紀末期和21世紀初期，迅速擴大了中產階級的比重，但巴西社會的群體性事件卻頻繁發生，並沒有伴隨中產化過程而迎來“一勞永逸”的和諧局面。台灣地區和香港特區的政治動蕩，就導源於中產化過程社會整合的薄弱。的確，現代化過程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政府對民眾的社會救助福利，使下層階層的群眾感受到較多的“獲得感”，從而消解其對政府的不滿。但中產階層往往是淨交稅的階層，其納稅意識的增強，也同時會將其作為一個階層的政治關懷提升到一定高度。 　　中產階層的社會穩定器作用的發揮，不是說其會喪失政治興趣，而是其會通過日常的各種活動，表達自己的意圖，從而緩解下層階層與上層階層之間的緊張關係。但如果體制機制中缺少整合中產階層的制度設計，則中產化過程或許就會出現亨廷頓意義的街頭政治。 　　2、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 　　2014年年底，中國的城鎮化水平達到54.77%。但城鎮戶籍人口的城鎮化水平只有36%左右。這就是說，農業戶籍人口進入城市和城鎮後貢獻了另外19%的城鎮化率，但卻被非農戶籍所拒斥。第六次人口普查還發現，進城的農民工主要集聚在5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而按現有戶籍制度改革的規定，這些城市在未來不會為外地人成規模地開放“戶籍”。所以，即使“十三五”規劃要提高“戶籍人口的城鎮化水平”，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內部形成的新二元格局不會有太大變化。這就是說，在農民工收入低於戶籍人口收入的情況下，城市內部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可預見的事實。 　　與此同時，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有擴大趨勢。在土地向種糧大戶與養殖大戶加速集中過程中，以“家戶”為單位的農業生產既受價格周期變動的擠壓，也受市場競爭不力的擠壓。現在全國35%以上的土地已經發生了流轉。有些省份——比如江蘇已經有56%以上的土地發生了流轉。土地集中以後，農村內部的生產勞動關係，就開始轉變為雇方與受雇方、資本與勞動力的勞動關係。如果收成好，雇主的收入會大幅增加，而受雇的農業工人的收入則仍然以議定的合同執行。在這種情況下，老年農民就會因體力不支而不能與職業農民競爭受雇的工資，因資本不足而不能與種養大戶競爭農產品的市場。所以，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會呈拉大趨勢。 　　另外，財富占有差距趨於擴大。在原有發展格局下，工資在收入中占較大比重，財產性收入占較小比重。但進入中高收入階段以後，居民因為占有財產的多寡不同，其伴隨市場變化而獲得的收入也多寡不同。比如，那些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擁有房產的人，不僅隨房價上升而增加了資產額度，而且還會獲得不菲的房租收入。那些有存款的人，也可以得到理財收入。但在農村地區和小城鎮，農民的住房卻很難有升值與生息的機會。所以，在工資收入還存在較大差距的情況下，財富占有的差距、以及財富升值、財富生息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正趨於擴大。 　　基本公共服務配置不均形成了新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務配置較好的地方，人們的財產增值較快，由財產增值而形成的生息幅度較大，在財產所居區位產生的發展機會較多。比如高鐵和地鐵線路的延伸，優質學校的建立、三級甲等醫院的分布就增加了當地的地產收益和房屋資產增幅。現在，北京常住人口有2151萬，但有一半多居住在五環之外。因五環之內公共服務配置優化而形成的財富升值差距與生息差距，正在形成新的不平等。城市配置基本公共服務花費的是公共財政，但公共財政之花費所帶來的升值差異，卻反過來在製造新的不平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城鄉之間或城市內部不同居住區位居民的收入差距。 　　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也在形成新的收入差距。由政府兜底的社會保險改革，本應通過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縮小差距，但實際上卻在生成新的差距。僅以養老保險為例：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除8%的個人賬戶、20%的統籌賬戶外，還增加了12%的職業年金。在企業職工很少有企業年金的情況下，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改革，就使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養老金獲得，比企業職工高出了12%。城鎮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每年增長10%的幅度，就比居民養老保險只從55元提高到70元享受到了更多的“好處”。這種改革，實際上正在拉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縮小收入差距。因此，改革的制度設計，在“共享”方面，還缺少“公平”的調節機制。 　　所以，要通過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橄欖型分配格局”的建構，縮小收入差距。要注意到：在中產化社會中，工資收入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資產——尤其是不動產和金融資產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嚴重。 　　3、加強供給側改革，盡快解決國內市場需求與供給的錯配問題。 　　中國的現代化，是壓縮式的現代化，是將發達國家在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和後工業化之路，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完成的現代化，同時也是全球化過程的現代化。在這種情況下，中產階層的崛起，就不僅會在消費的數量上塑造出一個龐大的市場，而且還會對國內的商品生產與供給等形成壓力。那些在工業化社會形成的產品設計與消費理念，已經趕不上社會結構轉型的需要。趕超型現代化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在消費方式上也存在強烈的趕超型動力。 　　不管是對物質產品的消費，還是對服務的消費，中產階層都是其主導的拉動力量。但國內低端製造業提供的商品，與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不匹配，所以，海外旅遊與海外採購難以體現為內需拉力。人民群眾對生活必需品的安全與質量訴求，與生產與流通過程的缺少監管手段存在矛盾，這增加了消費的不信任心理。需要看到，新富階層的消費改善速度遠遠快於貧困階層。現在，收入較高階層家庭的大多數消費品，被打上了世界品牌的烙印。在公開炫富的不良風氣被打壓下去之後，家庭私域的奢華仍然盛行。 　　所以，如果國內的製造業不能提升其與國外同行的競爭力，如果國內的服務業——尤其是旅遊、醫療、養老、金融等服務業還難以盡快提升質量和增加供給，則“長假”期間到國外的購物游將不可避免。要將高昂的外需轉變為內需以去過剩產能，就必須細化商品與服務的市場，通過提質增效、改善服務以贏得大眾的支持。 　　4、出台具體扶持措施，加強社會建設 　　快速的城鎮化，在改變了中國社會基本結構的同時，也解構了原有社會團結的體制與機制。農村的親族關係，伴隨進城人口的增加而失去了鄉村社會的框架作用，家庭雖然仍然是一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但這些功能卻越來越顯示出弱化的態勢。在平原地區，普通農民花費在種植與收割上的時間，全年也不足一個月。在偏遠的山區，土地的撂荒現象非常嚴重——農民更多地被非農化了。城鎮社會的單位制熟人社會，已經為陌生人社會所代替，即使居住在同一個大樓，但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比比皆是，街坊之間的支持體系難以再現。 　　中國的家庭，在“十三五”時期，將繼續被分割為留守家庭和隨遷家庭。在城市裡的農民工，也會因為就業崗位而將家庭成員分布在不同城市或城市的不同地區，使家庭呈現出碎片化狀態。城市中心區的本地戶籍人口，一方面存在嚴重的人戶分離情況；另外一方面，也普遍存在“子家庭”遠離“母家庭”的問題。 　　中國現在大約有1.5億以上的獨生子女，以每個獨生子女只與其父母親相聯繫，則影響到的人口大約在4.5億左右，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之中。獨生子女成年之後的負擔較重，4：2：1家庭撫養關係結構已經出現。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也增加了破損風險。“失獨家庭”的存在，增加了整個社會對獨生子女政策的批評與質疑。這使老年空巢家庭、失獨家庭、離婚或喪偶之後的殘缺家庭，會伴隨整個社會轉型的過程。 　　養老壓力的存在，使獨生子女結婚之後，不敢生第二個孩子。這就是為什麼北京與上海的實際生育率遠遠低於政策生育率的原因所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全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18。北京的總和生育率為0.71，上海是0.74，天津是0.91。但最讓人擔憂的是整個東北三省的總和生育率，也下滑到1以下: 遼寧是0.74，黑龍江是0.75，吉林是0.76。這就是說，不僅在城市化水平較高的都市地區，出現了實際生育率遠遠低於政策生育率的問題，就連東北這個農村人口占有相當大比重的地區，也出現了斷崖式下滑的局面。“雙獨”二孩政策已實施多年，城鎮化消解了其生育意願；“單獨”二孩政策的實踐也說明，符合政策的夫婦難以釋放出生育意願；現在開禁了“全面”二孩政策，能不能釋放出應有的制度紅利呢？在少子化過程中，是“養老”還是“養小”?這個問題一直會貫穿於“十三五”或“十四五”的始終。 　　正因為如此，社會建設的投入方向，不僅應該在於勞動就業、教育、社會保障、文化、科技、體育、醫療衛生保健等社會事業內容，還應該包括人口、家庭、社區、社會組織和階層關係等優化社會結構的內容，更應該包括以社會服務為特色的社會支持體系——沒有社會安全網，就沒有抵禦風險社會的基石。現在，政府在社會事業方面的投入較大、舉措較多，但在社會支持體系和社會結構優化方面的投入還比較少。新加坡正是看到了現代化對原有社會結構體系的肢解，才在1991年發表了超越種族與宗教情懷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並倡導五大共同價值觀：“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助，尊重個人；求同存異，避免衝突；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其中的“家庭為根和社會為本”的理念，值得我們借鑒。 　　所以，我們的政策投入，也應該選擇先家庭建設、再社區建設、再社會建設的政策優先序。社會保險——基礎養老金必須由中央政府承辦——只有中央政府承辦，才有理由提高統籌層次，也才有可能真正建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也只有消除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福利配置功能，才能還戶籍以人口登記的原初功能，做到人口基礎數據的準確。在社會保險與福利配置中，不打破戶籍制度的壁壘，不提升社會保險服務的可及性、不縮小各種險種之間的政府投入差距，就不可能保證底線公平。只有讓流動人口在全國各地都能夠就近享受養老、醫療、教育等服務，才能將農村的老年人最終帶出村落社會而使其進入城市社會，並重新搭建起子家庭與母家庭之間的那種“10分鐘見面”關係，將家庭之間的互相支持轉化為生產力。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要保障社會保險政策的公平性。原來的改革，是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制度性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但這個制度覆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在低保障廣覆蓋之下的人口，也就是說，對這部分人口而言，改革的制度紅利大於實際收益。在新常態階段，必須將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置於最主要的位置。養老金改革的初衷是縮小收入差距，但制度設計卻在擴大收入差距。這種局面，有違養老金的公平性倫理。 　　5、找到後工業社會的階層動力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體經過了三波的制度創新過程，並由此釋放了改革紅利。 　　第一波以農村聯產責任承包制的實施為代表，釋放了農業生產的活力，滿足了糧食供應，提升了全社會福祉。正因為農民解決了吃飯問題，才能夠從土地上解放出勞動力，使之承擔起城市發展的勞動力“蓄水池”功能。可以說，第一波發展的社會動力，來自於解放了生產力的農民階層。 　　第二波以城市體制改革的放活為動力，從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的發展中創造了國民經濟的“新生長點”，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城市，合理利用外資，使資本與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推動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城鎮化過程，拉動製造業向中國成功轉移，創造了“中國奇跡”，在世界亮出了“中國製造”的名片，使國民經濟中第二產業在2012年達到了歷史性的“新高”。所以，第二波發展的社會動力，來自於以農民工為代表的產業工人階級。但由於技術創新的速度過慢，才出現了勞動生產率進步速度慢於成本上升速度的矛盾。根據波士頓公司2014年發布的“全球25大經濟體製造業成本指數”，如果以美國為100的話，中國已經達到了96，但印度卻只有87。所以，以傳統製造業拉動國民經濟恢復的希望已趨式微。未來不得不借助於先進製造業的發展。國家的強大，將不再單純依據煤炭、水泥和鋼鐵的產量，而可能更明確地表現為先進製造業和高端服務業。 　　第三波將以服務業的興起為代表，拉動中國經濟繼續前行。不管是國家對先進製造業的依賴，還是後工業化社會對研發的希冀，中國都將不得不以中產化過程為特色，通過技術進步與創新而贏得發展機遇，在“創新性破壞”或“顛覆性創新”中確立新的生長點，這個生長點就是以教育、旅遊、電訊、互聯網、保健、食品安全和金融服務為主導的第三產業的繁榮。所以，第三波發展的社會動力，當是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 　　後工業化社會的來臨，不但為中產階層的成長提供了社會背景的支持，而且將中國未來的發展命運寄托在這個新階層上。正如美國的《時代》雜誌將“農民工”塑造為金融危機時的封面人物一樣，中國的中產階層也將成為後工業化社會的強勁推手。 　　6、就業將一直是民生之本 　　國民經濟的服務業化，會明顯表現出高就業率和低生產效率。應該看到，中國當前的服務員從業人員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在低端服務業中。尤其是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商業服務業、賓館餐飲服務業和交通旅遊服務業，還具有很強的勞動密集性質。後工業化的一個好處是：在製造業的“創新性破壞”中，企業破產、停產、轉產過程中析出的勞動力，易於在技術含量較低的服務業找到工作，化解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的失業風險。但後工業化初期蘊涵的一個缺點是：低端服務業在這一過程會占據較大比重，造成社會的低效。為什麼國民經濟的增速在下滑，但勞動力就業中的求人倍率卻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其原因就在於低效的服務業消化了新增的勞動力。所以，我們經常觀察到的現象是：規模龐大的工廠在關門、或者跑路，可勞動力市場上，繼續存在著“民工荒”，企業也一再抱怨“招工難”。 　　從2015年的經濟數據看，沿海地區服務業占比較高的省市自治區的GDP增速都比較低，而中西部“二產”占比較高的省、市、自治區等，卻反倒有較高的增速。比如說，北京與上海2015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速分別為6.7%和6.8%——都低於6.9%。 　　但轉型中的“失速”應該被控制在一定幅度。如果經濟下行速度太快，則勞動力市場上的再就業難度就會加大。一個勞動力在失去原有工作崗位到重新找到下一勞動崗位的時間就會拉長——這就預示全社會的調查失業率會趨於上升。在土地流轉率較低的情況下，失業的農民工就會如2008年那樣回鄉務農——即使有“失業潮”，也易於化解。但現在中國農村的土地，已經有30%以上發生了流轉——這就是說，農民工在失業之後，即使回鄉，也會有很大一部分“無地可種”了。現在的農民工，已經與當時的農民工不同了。他們文化程度較高，認同於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根本就不熟悉。在這種情況下，失業就不僅預示沒有了工作，而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穩定。再加上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體系中，絕大多數沒有參加社會保險，這時如果發生群體性事件，很可能會將原有的“欠薪衝突”發展為“欠保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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