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

城市化是走出經濟低谷惟一通道

http://www.CRNTT.com   2015-11-24 07:56:35

中評社北京11月24日電／經濟增長率下降中伴隨著的一系列現象，只能說明目前中國的經濟下行，是因為存在著嚴重生產過剩，當次債危機打破了中國的外需引領增長過程，並顯示出危機的長期化的時候，中國必須進行從外需主導增長向內需主導增長的經濟轉軌，而能引領這個轉軌過程的只有城市化。 　　走出宏觀認識的誤區 　　國際金融報發表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文章表示，當前對宏觀運行狀態的最大爭論，就是已經持續了四年的經濟下行趨勢，特別是去年以來的顯著下滑，究竟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認為是正常的人說，經濟下行是動力轉化，是結構升級，是增速換擋所帶來的正常變化。因為中國人均收入已經超過7000美元，9%以上的高增長也已經持續了30多年，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出現過這麼長的高速增長期，所以高速增長期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候，所以不用擔心經濟減速會導致宏觀風險，更不是走向危機，而是當下行到一定水平後就會自然停下來，經濟下行的底部應該是7%左右，是中速增長水平，所以當前的持續經濟下行，是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增長期的正常轉換。這種認識，可叫作“中速增長理論”。 　　而持續的經濟下行是在走向一場生產過剩危機。產業發展理論說明，在特定歷史階段內，使用要素最多從而提供產出最多的部門，與人均收入水平是有著明確對應關係的。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由農業、工業與服務業這三大產業構成，而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中的主導產業，也會發生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規律性變化。從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看，經濟增長從農業主導向工業主導的轉移變化中，經濟增長率是提升的，在工業化過程中，從輕工業主導向重化工業主導的轉換，經濟增長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得最為顯著，只有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增長轉換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率是降低的。 　　之所以堅決不能同意所謂的“中速增長理論”，是因為四個原因。 　　第一，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發展階段轉換的確會帶來增長速度變化，但轉換中出現減速，只出現在從工業主導增長向服務業主導增長這個特殊階段。既然如此，那麼有誰敢說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工業化任務已經完成了？因為中國有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戶籍人口直到今天仍高達8.9億，統計的城市人口雖然高達7.5億，其中卻有3億常住人口是農民，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億。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直到今天，仍有3倍，這種情況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去年農民人均收入雖然已超萬元，但同期剔除自新千年以來上升了60%的農村物價指數後，去年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只有6548元，按目前的匯率計算，也就剛過1000美元，這是城市人新千年之始的水平。而進入新千年以後的13年，中國經濟進入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長期，也只是初步解決了4.5億城市人口的生活現代化問題，如果中國的主體人口還在1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平，今後還會有8億左右的農村人口要進城，中國經濟怎麼就會結束了高速增長期了呢？現在所說的產能過剩，都是對著總數不足5億的城市人口需求所說的，拿過剩最顯著的鋼鐵產業來說，雖然去年鋼產量已超8億噸，但人均剛剛超過600公斤，而發達國家都是人均1噸產能的時候才實現了工業化。所以，由於“中速增長理論”的隱含前提，是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而這與中國發展階段的現實，是嚴重不符的。 　　第二，有人會說，你在前面已經說美國是在2500美元，歐、日在3000美元左右進入到服務業主導增長階段，那麼中國目前已經超7000美元，已是日歐上世紀70年代水平的翻番，為何不是已經完成工業化了呢？我們首先應該看到，中國目前的人均7000美元的收入水平，是按現價美元計算的，而戰後70年平均，美國的通脹率年均超3%，即美元平均每十年會貶值30%，所以若按不變價計算，中國的人均GDP也就是剛超3000美元。更重要的是，拋開複雜的通脹因素，我們只看第三產業勞動力比重，因為發達國家在發生向服務業主導增長時代轉換的時候，服務業產業就業比重都無一例外地超過了物質生產部門比重。中國的經濟下行是發生在2011年，當年第三產業就業比重是35.7%，到2013年也只上升到38.5%，按過去兩年的趨勢推算，2014年可能也就剛剛超越40%，這樣的就業結構，能證明中國已經進入到工業化完成期嗎？ 　　第三，中國如果是正在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增長期的正常過渡，則經濟指標的變化也應該處在正常狀態，正像人從中年向老年過渡一樣，如果是正常的生理變化，人不應該感到明顯不適。但是過去四年的經濟下行，尤其是在去年四季度，卻表現出越來越顯著的經濟病症，如企業利潤嚴重下跌，鐵路貨運量猛烈下跌，PPI顯著下降，M1增長率顯著放緩，發電量跌入歷史低谷，以及產能利用率的持續大幅度下降，並低至西方市場經濟爆發危機時的水平，所有這些指標變動方向，無一可證明中國經濟目前是處在正常變化範疇，而是明確表現出生產過剩危機的特征，試問“中速增長理論”，能對這些變化給出合理的解釋嗎？ 　　第四，還有一種解釋，叫“舊力已盡，新力未生”，是說由於中國經濟處在結構升級期，相對於原有供給結構的消費需求已經消失，但新消費卻因產業升級需要一個時期而不能滿足，所以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增長在這個特定時期都會慢下來。初看起來這個解釋似乎很有道理，但也實在不禁一駁。發展經濟學說明，產業結構升級是人均收入增長的結果，因為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對技術複雜程度更高的產品的消費需求，在中國，最鮮明的例證就是在改革開放30年中，家庭耐用消費品從上世紀80年代百元單件級的手表、自行車和縫紉機，向家用電器等千元單件級，乃至新世紀初向住房與汽車等萬元以上單件級的過渡。但是還是前面所說的道理，中國直到目前還有8億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農村人口，他們的消費還停留在千元單件級階段，而遠沒有進入到萬元、十萬元乃至百萬元階段。拿家庭汽車來說，2013年全國城鎮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量為26輛，但即使在廣東和浙江這樣農村經濟發達的省份，每百戶農村居民擁有量也沒超過10台。實際上，日韓等東亞發達經濟體在完成工業化的時候，家庭汽車普及率都已超過50%，拿這個水平衡量，即便是當今的中國城市居民，也不能說已經到了消費水平足以帶動產業結構出現新升級的時代。 　　顯然，所謂“舊力已盡”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當中國仍有8億農村人口住在主要建材是磚瓦木料，而不是鋼筋水泥房中的時候，有什麼理由說中國的鋼鐵、水泥、玻璃等建材工業已經嚴重過剩了呢？當幾億農民遠離親人在城市打工而頭無片瓦的時候，有什麼理由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業已經嚴重過剩了呢？   　　以上四個方面，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看，都是站不住腳的，走不出這些認識誤區，就不會有結構調整的主動性，經濟下行就不會停止。 　　為什麼只有城市化是出路 　　文章分析，為何城市化才是惟一出路？ 　　首先，不要指望外需會再度出現本世紀初到危機爆發前那樣的高增長，下一步能夠看到的，只能是危機的頻繁爆發與長期化。從美國看，雖然2008年-2014年經濟總共增長了8%，股市比2007年峰值高出28%，但直到2014年末，其製造業產出仍比2007年的峰值低14%，所以走的仍是危機前實體經濟停滯而虛擬經濟膨脹的老路，爆發新的危機就在眼前。 　　自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的出口就一直在萎縮，新千年以來中國出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17.3%，2008年-2013年平均是10.6%，但去年只有6.1%。反映海運需求的BDI指數到今年2月初已跌破600，就是在次債危機爆發後的2008年，BDI指數也沒有跌到過700以下。出現這種情況雖然有油價下跌影響，但也不能排除今年的世界貿易，可能會出現自次債危機以來的新一輪收縮。次債危機爆發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在跟著淨出口率往下掉，2007年-2013年，中國的淨出口率掉了6.2個百分點，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從2007年的14.2%掉到7.7%，也是掉了6.5個百分點。由於外需下降又沒有內需接替，過剩的矛盾當然就暴露了出來。 　　其次，在生產過剩的背景下，打開內需的惟一選擇就不會是投資而是消費。雖然有人主張以投資開啟內需，但2009年以來用投資開啟內需的結果，是帶來更嚴重的過剩，因此這種觀點的聲音也不強，雖然政府也在走用基礎設施投資保增長的老路，但也是無奈之舉，因為政府也很清楚，沒有生產的增長，基礎設施投資也走不遠。那麼就只剩下消費，又為什麼必須用城市化來開啟呢？

【 第1頁 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