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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思維看待人口紅利與GDP增長

http://www.CRNTT.com   2015-11-15 09:38:29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不能完全否定經濟增長，但也要認識到，長期奉行“增長主義”必然帶來如下結果。 　　一是資源被過多消耗。經濟增長是要消耗資源的，但過快的趕超式的增長會過多過快地消耗資源能源，造成資源短缺和資源價格的過快上漲。 　　二是環境被大範圍嚴重破壞。在工業化城鎮化高速推進時期，經濟增長會對生態環境帶來很大的壓力，這是難以避免的現象。但若在此時期奉行“增長主義”，則會加劇環境的破壞，甚至造成難以逆轉的生態環境破壞。 　　三是人口增長被長時間抑制，老齡化提前到來。人口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當人口尤其是非生產性人口過多時，會陷入人口的“馬爾薩斯陷阱”，阻礙經濟增長。故為了更快地實現經濟增長，有必要推出計劃生育政策。但計劃生育政策過長時間實施後，會帶來人口不能正常更替等問題，並造成“人口紅利”提前消失，反而阻礙長期經濟增長。 　　四是勞動力被過度使用，勞動者的休閑時間被過多占用，幸福指數下降。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必備要素，勞動力數量、勞動者工作的時間和強度是有彈性的，在“增長主義”引導下，一些不應作為勞動力的人（如童工等）會被拉入勞動力隊伍，勞動力工作時間會被延長（如過度加班、取消或減少節假日等），部分勞動力被強迫長時間進行高強度勞動。 　　五是貨幣超發，通脹經常出現。貨幣是社會最重要的契約，應盡可能保持相對穩定，但在“增長主義”作用下，貨幣常常被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工具，經常超發，由此導致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等，損害社會公平和經濟持續發展。 　　六是投資被過度依賴，消費被抑制。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本是GDP的三個組成部分，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是經濟低迷時撫平經濟波動的不得已手段，但在“增長主義”下，不僅“三駕馬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常規手段，而且在“三駕馬車”內部，投資因為最易為政府所掌握而被過度依賴，因而抑制了消費，反而損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七是工業化、城鎮化被超前推進，形成了“趕超症”。工業化、城鎮化是現代化過程中的規律性現象，是一個歷史過程，但在“增長主義”下，工業化、城鎮化常常成為短期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被超前推進，因而出現了拔苗助長式的工業化和城鎮化。 　　“增長主義”作為一種理念、目標和戰略，需要一整套相應制度來支撐。 　　一旦步入“增長主義”的軌道，往往會倒逼形成如下一套制度體系：一是政府制度，即政府的主要職能變成了促進經濟增長，而非提供公共服務，政府的角色演變成經濟建設中的“運動員”而非僅僅是“裁判員”。 　　二是幹部考核制度，對幹部的考核以GDP 增長為導向，主要考核GDP增速、財政收入、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等指標，至於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民生福利、環境保護等指標則處於相對次要位置。 　　三是價格制度，一些重要生產要素的價格不是由市場供求決定，而是由政府有關部門決定，資源能源價格、資金價格、環保價格、勞動力價格常常被人為壓低，以獲得低成本競爭優勢，拉動經濟增長。 　　四是土地制度，通過“土地財政”來拉動經濟高速增長。 　　五是財政制度，財政支出的相當部分直接成為經濟建設支出，主要服務於經濟增長。 　　六是金融制度，特別是貨幣制度和信貸制度設計以促進經濟增長為主要目的。 　　要讓“增長主義”回歸經濟發展的正途，必須“三管齊下”。 　　第一，轉變觀念。將經濟增長當手段而非目的。綜合考慮經濟總量增長、經濟結構優化、經濟質量提升、經濟環境改善、民生福利增加等目標。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將社會公平正義、民眾權利保障置於更重要的位置。 　　第二，改革制度。特別是有針對性地改革政府制度，轉變政府職能，讓企業成為增長的主角，政府主要承擔公共服務職能；改革幹部考核制度，不能僅以GDP 論英雄，提高民生、環境等指標的考核權重；改革價格制度，由市場供求來決定產品和要素價格；改革土地制度，逐步取消“土地財政”，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改革財政和金融制度，實現公共財政和幣值穩定的目標。 　　第三，轉變發展方式。將經濟發展由粗放轉為集約，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轉為主要依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來拉動經濟增長。 　　“中國增長奇跡”是可以解釋的 　　文章分析，中國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即所謂“中國增長奇跡”的動因何在。 　　1979-2012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8%，遠高於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經濟增速和持續時間也超過了經濟起飛期的日本和“四小龍”，2002-2011年中國GDP年均增長更是高達10.7%，遠超世界同期3.9%的水平，故有人稱之為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 　　圍繞中國高速增長動因或原因這一話題，國內外學者從各個角度進行了廣泛的分析和討論。比較典型的說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改革開放或制度變革（含漸進改革、邊緣改革等）、中國模式（政府主導、投資推動、趕超發展等）、地方政府競爭、比較優勢發揮、人口紅利釋放等是中國增長奇跡的主要原因。本文因篇幅原因不擬對這些說法進行分析和評價，而是提出一個綜合性框架來分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因。 　　根據前面的分析，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奇跡的動力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體系，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需求邊動力，即通過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需求馬車”拉動經濟增長；二是要素投入動力，即通過大規模投入資本、勞動力、資源等生產要素拉動經濟增長；三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動力，即通過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拉動經濟增長；四是中國特色動力，即通過獨特的價格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含考核制度等）“五駕制度馬車”拉動經濟增長。與此同時，領導人和民眾的趕超發展意識、“增長主義”的目標設計、部分時期難得的國際環境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述四組動力分別在不同條件下不同程度地發揮了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作用。 　　首先，“三駕需求馬車”是中國穩增長或保增長的主要動力。“三駕需求馬車”雖然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但它們是政府短期穩增長或保增長的基本手段。僅以投資這駕馬車來說，2000年以來中國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GDP）不斷攀升，2003年達到47%，2006年達到52.3%，2009年達到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別達到69.5%、66%、72%、78.5%，近5年來維持在65%以上，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20%左右、新興經濟體經濟高速增長時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通過“四萬億”投資帶動數十萬億信貸投資等，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反彈。 　　其次，“五駕制度馬車”是“三駕需求馬車”的馬車。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需求馬車”並非根源動力，它們發揮作用依賴於價格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含考核制度等）“五駕制度馬車”，或者說“五駕制度馬車”才是拉動“三駕需求馬車”的馬車或動力。如增加出口要靠發揮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低價格優勢、出口退稅、出口信貸等制度設計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資要靠發揮政府主導投資體制、GDP導向考核制度、投資優惠稅費政策、寬鬆貨幣信貸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設計和政策的作用；擴大消費要靠消費品低價政策、消費優惠財稅政策、消費信貸政策等政策的作用。 　　再次，制度變革（“三大發動機”之一）是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源性動力。之所以說是根源性動力，是因為制度變革是其他動力發揮作用的前提。從理論上看，制度變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過三個方面釋放紅利或促進經濟增長：一是通過調動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紅利；二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釋放紅利；三是通過改善或提升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釋放紅利。 　　從實踐上看，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源於改革開放或制度變革的啟動和持續推動。制度變革的主要作用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拉動經濟增長，據胡鞍鋼等人的研究，1978-2005年期間相比1952-1977年期間，物質資本投入增長率從11.5%下降到9.5%，對GDP的貢獻率從75%下降到39%；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從2.6%下降到2.4%，對GDP的貢獻率從13%下降到8%；人力資本投入增長率從4.1%下降到2.1%，對GDP的貢獻率從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則從-0.5%上升到4.4%，對GDP的貢獻率從-8%上升到46%。雖然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也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途徑，但制度變革是主要途徑，而且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還依賴於制度變革。 　　第四，結構優化（“三大發動機”之二）是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性動力。結構優化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產業轉型升級等，其實質是分工協作的深化，根據斯密理論，分工協作深化可以極大地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之所以說結構優化是過程性動力，是因為結構優化最終依賴於制度變革。從結構優化中的工業化來看，假設一個農業勞動力年收入五千元左右，同樣一個人轉移到非農業崗位後年收入可達到三萬以上，千百萬個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就能大大提高國民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據統計，1978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353元/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2732元/年（相對於第一產業的7.7倍），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1938元/年（相當於第一產業的5.5倍）；到2005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6664元/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49735元/年（相當於第一產業的7.5倍），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31195元/年（相當於第一產業的4.7倍）。1978年中國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70.5%，第二產業勞動力占比17.3%，第三產業勞動力占比12.2%；到2012年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下降到33.6%，第二產業勞動力占比上升到30.3%，第三產業勞動力占比上升到36.1%。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工業化類似。 　　第五，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之三）是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動力。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等，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級是要素質量和檔次的提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也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作用。據夏傑長的測算，1979-2000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28.6%。據王小魯等人的研究，1998-2007年教育對GDP的直接貢獻以及溢出效應——即人力資本——占到了GDP的2.2%。據人力資本測度結果，1990年以來中國潛在人力資本保持了1.55%-2.38%的年均增長速度，總體上高於就業總量0.40%-2.45%的增長速度。 　　第六，大規模要素投入始終是上述動力的傳輸帶。要素投入是指資金、勞動力、土地、資源能源等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不管是“三駕需求馬車”，還是“三大發動機”，要想發揮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需要利用要素投入這個中介或傳輸帶。僅從大致反映資金投入的M2變化來看，根據統計數據顯示，中國M2從1990年末的1.53萬億元增加到2014年二季度的120.96萬億元。M2/GDP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12年的1.88，在34年間擴大了近6倍。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36.2億噸標煤，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國的3.3倍，同時高於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 　　此外，必須強調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或“發展是硬道理”、對外開放等戰略方針，思想解放、全社會強烈的趕超意識、各級地方政府對GDP增長的強烈追求（“地方競爭”）、“人口紅利”等，都對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增長的追求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當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後，當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加劇後，當社會公平問題凸顯後，我們應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盡快將國家發展目標從單純的“增長主義”中擺脫出來，更加強調科學發展、公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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