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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8-28 09:20:25

那麼，新常態下“穩增長”的目標與潛在增長率之間的關係如何呢？為此，做簡單的情景分析就可判斷一二了。根據IMF的統計，2013年中國人均GDP達到了6747美元。以此為起點，在不考慮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情況下，未來7年中國年均只需實現5.8%的增長率，人均GDP就可達到10000美元；若2014年至2049年，中國年均增長率能夠達到5%，那時中國的人均GDP能夠達到39000餘美元。這意味著，實現“兩個一百年”社會目標的可接受增長下限，明顯低於當前政府7%-8%的增長目標區間，也明顯低於國內大多數學者所估算的7%左右潛在增長率。進一步的，若未來實現的年均增長率能達到7%，2020年和2049年的中國人均GDP將分別達到10834美元和77077美元。不難發現若實現的增長率能夠維持在潛在增長率左右，中國就能夠在經濟總量上提前實現“兩個一百年”的雄偉目標。正因為如此，面對實現的增長率明顯低於舊常態下的平均增長率，甚至仍然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政府才對穩增長的政策選擇仍然只是“微刺激”。質言之，即便短期增長率會有所下降，但為實現既定的宏偉社會目標，仍具有足夠的回旋餘地。 　　“穩增長”政策應更多關注就業 　　文章認為，既然為實現社會發展目標而可接受的增長率明顯低於潛在增長率，那麼，政府對“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度的拿捏，政策思路也該有所調整。即：從關注GDP的增長率或通脹，轉向更加關注就業的變化。儘管宏觀經濟政策一直強調充分就業，但是，應當說，就業在舊常態的宏觀經濟政策決策中並沒有被賦予其應有的權重。宏觀經濟政策的“張”取決於實現的增長率，“縮”則取決於通脹率。無論是“張”與“縮”，均與就業無直接關係。 　　忽視就業（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可避免地有其固有缺陷。舊常態無論是“保增長”還是抑制“過熱”，政策決策忽略了就業指標，可能與中國失業統計的不健全有關。由於中國過去並沒有建立完善的失業登記與失業救濟制度，因而中國並沒有準確的失業統計。這無疑增加了宏觀決策時更多考慮就業時的難度。不健全的失業統計，使得中國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相關性頗有些不可思議：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儘管中國經濟增長率呈明顯的波動性，但失業率變化甚微。例如，2002年至2014年上半年各季度的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在4%-4.3%之間波動，同期GDP季度增長率在2007年季度一度達到15%，最低的增長率為7.4%，GDP增長率的較大波動性與登記失業率的穩定性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或者說，經濟增長率出現50%的大幅度下降並沒有伴隨失業率的下降。這是讓人匪夷所思的。另外，對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與就業需求之間關係的分析，不難發現一個類似的怪現象：在2000年至2008年初，中國就業需求持續上升與經濟增長保持了較強正相關；在接下來的約七年時間里，兩者之間的相關性發生了明顯的變化，2010年第四季度的職業需求人數約為469萬人，而在2014年第一季度需求數卻增加到約了629萬人，與就業需求增加相反，經濟增長率卻從同期的9.5%下降到了7.4%。經濟增長率明顯下降，就業卻幾乎沒受影響，在經濟政策決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奧肯定律”在中國似乎並不成立。 　　在失業統計不完善的情況下，就業需求量的變化，可在穩增長的政策決策中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舊常態中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取決於實現的增長率和通脹率的變化，相對忽視了就業指標對宏觀經濟的意義。增長率高了，尤其是通脹率上升到4%以上，有過熱之虞時，就緊縮貨幣與信貸，收縮流動性；增長率低了，就會手忙腳亂地大規模擴張信貸與貨幣。政策的“緊”，看通脹；政策的“鬆”，看增長，乃至政府在政策鬆緊之間變換時，會強調“防通脹”或“保增長”的不同政策目標。結果，本來是為平抑經濟周期波動的宏觀調控，反而加劇了經濟的周期波動，為了實現短期增長目標的宏觀政策，也加劇了企業的短視行為，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這告訴我們，新常態下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不應當機會主義地在“防通脹”與“保增長”之間跳來跳去，政策決策的依據應給予就業市場足夠的重視。實際上，就業與增長率之間關係出現新變化，為我們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帶來新的選擇思路，即穩增長的政策應當賦予就業更高的權重。質言之，即便增長率下降到了低於7%，只要有充分的就業機會和足夠就業人數的需求增長，沒有太多的非自願失業，就不宜採取過於刺激的政策措施。我們認為，政策決策中，就業權重的上升能夠更好地體現“以人為本”的精神，也能夠避免過多地關注物質化的GDP，讓宏觀政策多了一些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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