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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20年來政治磨合進程分析

http://www.CRNTT.com   2014-06-27 09:18:43  


 
  民間的相互摸索和相互摩擦

  這還是在政治高層之間的互動,要談到社會層面,就更加不易。民間不同於官方,不存在統一、高速、有資源保障的溝通渠道。

  僅以1997年香港回歸時兩邊民眾的反應為例。1995年底我去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作,特地計劃在1997年6-7月作跟蹤觀察。我先回到內地,當時香港回歸成為全國頭等大事,都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歷史轉折點,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將香港回歸視作一洗鴉片戰爭的國恥的象徵。於是在內地宣傳部門的倡導下,舉國上下都播放影片《鴉片戰爭》,甚至出現了一票難求的情況。

  但當我一跨過口岸進入香港,氣氛與內地天差地別。羅湖兩邊,內地像盛夏,香港卻像深秋。同時在香港放映的《鴉片戰爭》,觀眾寥寥無幾,社會上彌漫不安、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委屈的情緒,至今我記憶猶新。而且離八年前北京的那場悲劇不遠,香港還對此心有餘悸。當時內地的整體政治和經濟狀況都處於悲劇後的艱難恢復階段,富裕的香港面對經濟剛起步的大陸,恰好與兩地一冷一熱的民族主義氣氛形成巨大反差。

  那期間讀香港的報刊,時不時的還有些難以入耳的評論,諸如此類:“這些年來,北大人(指內地一方)對港人政治上步步逼近、強勢南下,在經濟文化上香港卻在北伐。香港的男人口袋里裝滿了錢,正用自己的陽具征服北邊……”當時兩地的心態反差之巨,可見一斑。

  當然,在過去的20多年中,兩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正面的互動也有感人的事例。一個例子是1998年中國大陸長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災,全香港賣小菜的低收入群體,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獻出來給大陸,這樣的作為並不是政府組織的,而是民眾自願的。第二個例子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當時全香港的人口670萬,他們貢獻了100億港幣(按照當時匯率約合114億元人民幣)給災區,大部分是納稅人的捐款。

  另一個例子是2003年“非典SARS”時期的香港。“非典SARS”是香港19世紀末以來遭遇的最嚴重瘟疫(源頭來自廣東),造成299人死亡,整個香港從經濟到社會生活,一片凄慘。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開放陸客到港旅遊,香港因此受惠既快又廣。我記得,2003-2004年是香港社會層面對內地認同感、情感最親近的時候,確實有一家人的感覺。

  然而把20多年來的兩邊互動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以上的正面事例還是太少了,想要找到“一家人”的感覺很難。互動並不愉悅,差距大,而且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的認知差距還在拉大。關鍵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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