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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20年來政治磨合進程分析

http://www.CRNTT.com   2014-06-27 09:18:43

民間的相互摸索和相互摩擦 　　這還是在政治高層之間的互動，要談到社會層面，就更加不易。民間不同於官方，不存在統一、高速、有資源保障的溝通渠道。 　　僅以1997年香港回歸時兩邊民眾的反應為例。1995年底我去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作，特地計劃在1997年6-7月作跟蹤觀察。我先回到內地，當時香港回歸成為全國頭等大事，都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歷史轉折點，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將香港回歸視作一洗鴉片戰爭的國恥的象徵。於是在內地宣傳部門的倡導下，舉國上下都播放影片《鴉片戰爭》，甚至出現了一票難求的情況。 　　但當我一跨過口岸進入香港，氣氛與內地天差地別。羅湖兩邊，內地像盛夏，香港卻像深秋。同時在香港放映的《鴉片戰爭》，觀眾寥寥無幾，社會上彌漫不安、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委屈的情緒，至今我記憶猶新。而且離八年前北京的那場悲劇不遠，香港還對此心有餘悸。當時內地的整體政治和經濟狀況都處於悲劇後的艱難恢復階段，富裕的香港面對經濟剛起步的大陸，恰好與兩地一冷一熱的民族主義氣氛形成巨大反差。 　　那期間讀香港的報刊，時不時的還有些難以入耳的評論，諸如此類：“這些年來，北大人（指內地一方）對港人政治上步步逼近、強勢南下，在經濟文化上香港卻在北伐。香港的男人口袋里裝滿了錢，正用自己的陽具征服北邊……”當時兩地的心態反差之巨，可見一斑。 　　當然，在過去的20多年中，兩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正面的互動也有感人的事例。一個例子是1998年中國大陸長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災，全香港賣小菜的低收入群體，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獻出來給大陸，這樣的作為並不是政府組織的，而是民眾自願的。第二個例子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當時全香港的人口670萬，他們貢獻了100億港幣（按照當時匯率約合114億元人民幣）給災區，大部分是納稅人的捐款。 　　另一個例子是2003年“非典SARS”時期的香港。“非典SARS”是香港19世紀末以來遭遇的最嚴重瘟疫（源頭來自廣東），造成299人死亡，整個香港從經濟到社會生活，一片凄慘。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開放陸客到港旅遊，香港因此受惠既快又廣。我記得，2003-2004年是香港社會層面對內地認同感、情感最親近的時候，確實有一家人的感覺。 　　然而把20多年來的兩邊互動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以上的正面事例還是太少了，想要找到“一家人”的感覺很難。互動並不愉悅，差距大，而且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的認知差距還在拉大。關鍵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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