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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被罰無關“父親的尊嚴”

http://www.CRNTT.com   2014-01-14 12:01:55

超生的張藝謀與超生的鄧吉元 　　2014年01月13日08:36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才讓多吉（知名公益人） 　　張藝謀因“超生”被媒體“圍剿”並引發了“生育權”與“違法權”之間的爭議。張藝謀願意生幾個孩子，是他和陳婷自己的事情，大可坦坦蕩蕩。作為公民的張藝謀對“計生政策”有意見，應該公開表達，推動國家制度的調整，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享受“特權”。特別是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張藝謀有渠道、有能力參與到國家制度的調整與變革中。 　　每年全國“兩會”，諸多關於“計生政策”的議案提案說明，“計生政策”的確存在很多需要調整的空間。連續十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張藝謀，在此問題上不作為，自己卻偷偷摸摸生了一連串，是否印證了一句話：“他從來不控制自己的性欲，卻要求人民控制自己的生育”？ 　　透過法律的修訂，來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動作，無論是否成功，只要你在行動，就是建設法治社會。從這個層面上看，張藝謀的行為，顯然是反法治的。 　　有人把張藝謀和楊支柱類比，認為這是“公民抗命”，應該得到社會的支持。公民抗命是什麼？從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的經歷可以看出，他們都是主動承擔違反不合理的法律的後果，讓更多的人看到法律的荒唐之處。如是“公民抗命”，張藝謀應該是和楊支柱一樣正大光明地生育，正大光明地接受處罰，正大光明地反對，而他沒有這麼做。他偷偷摸摸地生孩子，偷偷摸摸地上學，再偷偷摸摸地上戶口，完成這一連串普通人難以完成的高難度動作，依靠的不是抗命，而是特權。 　　名人有能力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左右社會的監督機制，這是任何一個現代社會都要面對的問題。把名人利用特權違法轉化為“公民”抗命，媒體與公眾需要對此有足夠的警惕和注意。 　　“超生”也好，“黑戶”也好，“徵收社會撫養費”也好，所有人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都忘記了孩子的感受，是誰剝奪了孩子的基本權利？對於普通人家，“超生”和“黑戶”的孩子自出生起便不能享受正常公民的各項權利，甚至到成年也不能做戶口登記，不能自由遷徙，不能住宿賓館，不能出國，離開這裡。這樣黑戶的孩子，我見過年齡最大的已經32歲。 　　一個孩子的父親，上街要和孩子拉開200米的距離；一個孩子在大街上奔向父親，父親卻把他推開。這生活不知道張藝謀有沒有想過拍成電影，這最不人性的一幕，應該算在“計劃生育”的頭上，還是應該記在“國際知名導演”自己名下？張藝謀把這些喪失人性的畫面化著苦水倒給電視觀眾的時候，我想到了另外一個父親鄧吉元。 　　鄧吉元和張藝謀同為陝西老鄉，他為了自己那七個半月被強行引產的孩子討說法，在大雨之夜穿越秦嶺，跋涉三天三夜，最終跑到北京。當地政府派人在鄧吉元家門口打出“痛打賣國賊，驅出曾家鎮”的橫幅示威。 　　鄧吉元因為超生，踏上了“賣國”之路；張藝謀因為超生，站在了“愛國”的高地。張藝謀工作室說：張藝謀退掉綠卡，不移民，為的是讓孩子成為中國人，張藝謀很愛國。 　　就這樣，我們的生活總被權勢者塗抹得荒誕而有新意，一個不敢為自己的孩子說話的大人物，一個拒絕和自己的孩子在大街上擁抱的全國政協委員，一個連人間至親之情也不顧的“藝術家”，突然就演變成愛國的高尚人士。 　　無錫市計生委對張藝謀開出了784萬元的罰單，三個葫蘆娃正式“在册”；而鄧吉元卻因為沒有及時送上4萬元的罰款，七個半月的胎兒永遠落地。 　　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有錢的人可以隨便生育，而低收入人群只能胎兒落地，即便僥幸逃脫，也只是一個沒有身份的“黑人”。至於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更是盡顯荒唐，“以人定罰”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司法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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