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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2013:敬畏細微處的努力

http://www.CRNTT.com   2013-02-16 12:28:30  


吳稼祥 著名學者、作家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歷史學者
朱学东 《中国周刊》总编辑
  中評社北京2月16日訊/2013年1月19日,騰訊書院第五期《預言2013》在騰訊於世貿天階的會所“騰訊匯”舉辦,知名學者吳稼祥、雷頤,《中國周刊》總編輯朱學東回顧2012,預言2013。他們談到了關於“幸福”、“諾貝爾獎”以及“方韓大戰”的年度關鍵詞,雷頤談到啟蒙,他認為這個時代,所謂的啟蒙是個人把個人的知識獻給大家,“我從網絡上看到很多所謂的草根,很多觀點非常精彩,大家彼此在網絡海洋中貢獻自己的知識,互相分享。此外學者們探討了對於現階段中國變化的認同。朱學東說,一條瘸腿的老鱉,它堅持走,也能走出千里。這一塊我們這個社會目前最缺少的是對細微處努力的敬畏和敬仰,我們大家都是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吳稼祥則期待:我們這個國家整個從上到下,都不要過於著急。而“中國1911年之前是太不著急。”

回顧2012:話不好好說,便無有效交流

  對2013年的預言,以對2012年的回溯開始。

  歷史學者雷頤對2012年的觀感,集中於三方面:第一是重慶的“震撼性事件”;其二是釣魚島之爭,在他看來,“紛爭中的暴力,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我們長期對文明、對人道主義教育方面的缺失”;其三,是十八大。 接過話柄,政治學者吳稼祥分析了“換屆綜合症”;《中國周刊》總編輯朱學東則詳解了文化領域三大關鍵詞。

  入朱學東之眼,2012年文化領域裡面,第一關鍵詞當屬“諾貝爾獎”。“關於諾貝爾獎,討論很多,諸如中國到底誰獲得諾貝爾獎,還有誰被提名過很多爭議,我們還預測誰能獲得下一個。這種討論很有意思。在我看來,任何一個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獎,都會恭喜——儘管我看小說看得很少,也是恭喜。畢竟這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開辟了一條路徑。“它帶動了一些文學作品的銷售。當然,不僅帶動了文學作品的銷售,還會帶動其他很多方面。”

  第二關鍵詞,朱學東毫不猶豫地給了“方韓大戰”。“我一直是一個旁觀者,無意間被捲入,從來沒有真正上去打這場戰爭,沒有任何意義。但我做了一篇文章叫《有話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不好好說,就沒有有效交流,也不可能構建我們的理想社會。如果每個人都用很極端的方式做一些事情,譬如,利用140字,或者社交平台上無法完成充分表達的東西,來做過分的對抗性表達,它傷害的不僅是你的對手,同時傷害著自己,也傷害著我們應該累積的向上的力量。”

  在社交化媒體平台,打這樣的大戰,最大的後果,是導致知識階層的分裂。分裂這個東西是非常殘酷的,讓兄弟反目,讓飯局不能好好吃。

  第三個關鍵詞,朱學東獻給了“幸福”。“中央電視台問,你幸福嗎?莫言說,我也買不起房;人家說,我姓崔。中央電視台在新聞里播幸福嗎,這是非常罕見的。尤其是能夠把姓崔、不理你、知道但不告訴你等等情緒和狀態在新聞節目里播出來,這在2012年的中國是一件大事。可能有人認為,我說的過於誇大了,但回頭想想,中央電視台往常播什麼,你就會明白,這些能夠播出來,實屬不易。

  朱學東稱,央視的“幸福”之問,讓他聯想起一位波蘭導演,在作品《紅白藍》中,有類似呈現。“他在波蘭首都大街上問了大概40多位波蘭民眾——從生命之初的孩童,到七八十歲的老人,問什麼呢?第一你是誰,第二你最害怕的是什麼,第三個你最期待的是什麼。”

展望2013:點滴改變,從我做起

  對已經到來的2013年,雷頤表示,“2013年,如果沒有什麼突發性事件,會是比較平穩的一年。”學者吳稼祥則表示了對釣魚島事件的擔憂。對此,雷頤也深以為然。“我最擔心的,釣魚島事件千萬別失控,以免把中日兩國拖入戰爭之中。戰爭造成的民族精神創傷,無論於日本還是中國,是很難修復的。哪怕是引發了擦槍走火的小規模衝突,都很容易使兩個國家的民間情緒陷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回望中國歷史,好幾次啟蒙,都為戰爭危機所打亂。這是很讓人揪心的。”

  吳稼祥稱,“我最期待的,是我們這個國家,從上到下,都不要過於著急。我期待,緩解腐敗,縮小貧富差距,讓弱勢群體生活改善,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上給予更多支持,有一些更好的政策,以緩解社會矛盾。現在,我們看到有不少好的苗頭出現,比如說領導人提到戶籍制度改革、勞改制度提請人大審議改革或者廢止、土地出讓金有所提高等等,都是朝著增加個人自由、增加公民權平等的方向在推進。有這樣一個方向,再輔之一些踏踏實實的措施, 2013年定能平穩渡過。有了平和的心態,明年可能會考慮一些更加長遠的改革事宜。”

  朱學東表示,在新的一年,如何控制“突發性事件”,國家層面,需要大智慧,需要更高的視野,更開闊的胸懷,和歷史的眼光。對個體而言,“我們就做好自己,在家里做好兒子,好父親,到單位上做記者的就寫好文章。”“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某種程度上是放一點權利、讓老百姓自己對自己的權利做判斷的歷史,結果這個國家大變樣。農民有農民的價值判斷,工人有工人的價值判斷,知識分子有讀書人的判斷。沒有普羅米修斯,沒有上帝,沒有君王,我們自己對自己有判斷。譬如,我知道如何做一個好父親,我知道如何做一個好兒子。這樣的變化是我們所期待的。我特別怕巨變。像微生物一樣的變化,一點點一點點的變化,是震蕩最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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