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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1942》里的偽歷史

http://www.CRNTT.com   2012-12-12 14:08:11  


 
記者白修德報道災情之後,政府才被迫開始救災嗎?

  美國記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國《時代》周刊上報道河南饑荒。白氏晚年在其回憶錄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來信,認為正是因為自己的報道,才迫使無心救災的國民政府行動了起來:“自從你走後並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夥房。……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發揮了很大作用。”電影乃至多數國內媒體照搬了白氏晚年的這一說法 [詳細] 。但事實並非如此。

  白修德在《時代》周刊報道災荒時,中央及河南的救災工作早已全面展開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以蔣鼎文為首的河南軍方向蔣介石報告了災情實況之後,儘管以李培基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對饑荒的嚴重程度持保守態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災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開。9月16日,李培基迫於中央壓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9月28日,李培基正式發表講話,提出“今後本府決定將救災一項,定為中心工作。”此後,整個河南省政府的運轉,即徹底轉入救災模式。王曲軍事會議上,中央直接減少了河南的軍糧配額,並立即從陝西開始向河南運糧。

  總體來說,1942年9到10月間,可視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災工作的第一階段。其內容,主要側重於調查災情及救災計劃、辦法的擬定。調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縣災情實況,詳細記錄“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種戶口;具體的救災計劃和辦法則依據上述調查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視作救災的第二階段。此一時期,各項救災工作均已分別展開。中央發放了三次急賑款;河南省政府自籌賑款500萬,並在陝西購得麩皮300餘萬斤運回發放,地方亦籌款1000萬。針對流民的各種以工代賑(主要是興辦農田水利,如疏通河道,開鑿水渠等)也搞了起來。最關鍵的糧食問題,先是向第一戰區長官部借了後方的囤糧3.5萬包,又向湯恩伯部借糧160萬斤,軍隊節食麥300萬斤以及向陝西省購買的存麥2萬包,都分別發放了下去;各縣所存的倉穀,也勒令必須在1943年麥收之前全部散發給災民;其他如查封大戶存糧、設置粥廠、組織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時期大規模展開的。對逃荒的災民,則根據其逃荒的主要路線沿途設置救濟站,供給災民吃住。

  也就是說,白修德3月22日在《時代》雜誌上刊文時,上述救災工作,均已全面展開。“糧食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不是白修德報道後的結果;“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也不是因為白修德的報道;“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的時間更遠遠早於白修德的報道。白氏在災區不足20天,走馬觀花的報道並不可信。當然,1943年麥收(6月份)前的四個月是災民最困難的時期,舊儲已盡,新糧未收;同時,3月份也是政府救災工作最艱難的時刻,本地儲糧已發放殆盡,外部運入糧食又非常艱難——正如親延安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所說的那樣:“正常時期,糧食可以從四個方面運進河南。而現在這些運輸線有三個方面都控制在日軍手里。來自陝西的第四個方面運輸能力受到嚴重限制,因為在潼關到靈寶之間80公里的這一段鐵路,正處在日軍大炮射程之內”,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災情之慘烈,確屬事實;但白氏認為當局此前不救災,自己使災荒成為國際新聞後才開始救災,則只是他個人的一種想當然而已。

  美國外交官謝偉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觀察,比白修德要準確得多

  謝偉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觀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據謝氏記載:“糧食現在也正在運往河南省,但數量很小。……潼關火車站站長說,他不知道運糧的噸數,但他對我說每晚通常有兩列火車東駛,每列平均10節車皮,容量15到40噸不等,可以設想平均載25噸。據我所見,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因此,我估計一個月至少可向河南運進1.5萬噸糧食。火車駕駛極端困難和危險,要於夜間在日軍炮火的交叉射擊下行進。幾乎所有橋梁都被破壞了。需要走臨時修築的彎道。為保持鐵路暢通,鐵路職工表現了極大的英雄主義和智慧。”如果謝氏調查到的數據是準確的,那麼這就意味著從陝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條鐵路,即便“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一個月也只能向河南輸送三千萬斤糧食,而河南國統區的災民,據美國救濟委員會的調查,有一千多萬人,也就是說,每人每月只能從這唯一的鐵路上獲得三斤糧食而已。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最終餓死人數眾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視野放寬一點,更不難發現,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其實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饑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樣是重災區——據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下達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糧食吸收調劑工作,救濟災區,保證春耕》記載:“目前五、六分區災情至為嚴重,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春耕已陷停頓,必須以全區力量之支援,始克渡過難關。”這份文件的簽發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時代》刊文的時間。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帶的抗日根據尚且“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自不難想象陷於日軍三面包圍交通不暢的河南國統區會是何等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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