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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 | |
http://www.CRNTT.com 2012-08-11 09:13:44 |
呂新雨指出,當韋伯在這裡談到“政治”的時候,我們應該理解它所具有的獨特的內涵,它絕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爭權奪利的派性政治。在韋伯的政治概念裡,處理德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安全與發展問題正是當代政治最核心的訴求。在這個意義上,簡單地給韋伯扣上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的帽子,並不能夠觸及韋伯真正的問題,而恰恰落入韋伯所批判的非政治的信念倫理的泥沼。 呂新雨: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 關於知識與知識分子倫理問題的筆記 在韋伯研究中,《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這兩篇演講是具有獨特地位的文獻。2010年是韋伯逝世九十周年的紀念。重讀韋伯的這兩篇演講,既是為了昭顯這兩篇文本背後的邏輯關係,借此探討韋伯對知識分子倫理問題的思考,也希望為理解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提供借鑒。 (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 學術的倫理與天職 1, 學術何為? 韋伯在《以學術為業》的著名演講中,處理的核心問題其實是:在一個學術的外部和內部均存在重重危機的情勢下,學術究竟何為?學術的意義何在? 因此,韋伯演講一開始描述的是學術事業所面臨外部環境的巨大壓力。首先,他對比了德國和美國的學術體制對於年輕人的嚴酷,指出德國與美國的大學都存在著“國家資本主義形態”,即企業化的趨同趨勢,研究機構對大量經費的依賴,其官僚化都使得一個學者的“才幹”並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像議會一樣,庸才和投機分子總是占有重要的位置。學術的前程掌握在“命運之手”,而不是靠“才幹”。 其次,要想在大學從事學術的年輕人,必須認識到自己任務的雙重性,即作為學者與作為教師,這兩者並不是一回事。在現存的大學制度下,教師總是面臨著需要依賴學生人數來獲得講課費的生存壓力和誘惑,正是這樣的現象,壓制了對學者素質的評價。韋伯明確地表示,“我對那些門庭若市的課程深表懷疑,儘管這種現象可能難以避免。民主只應當在適當的地方,而德國大學傳統中所實踐的,是精神貴族式的學術教育,對此我們無需諱言。”[]因為,以恰當的方式將科學問題呈現給學生,使他們能夠進行獨立的思考,正是教育事業唯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艱難的任務,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它的“精神貴族”的性質。但是,承擔這樣的教育使命,代價卻是“你能夠承受年複一年看著那些平庸之輩爬到你頭上去,既不怨恨也無挫折感嗎?”雖然是為了“天職”而工作,但是韋伯說“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無動於衷地忍受這種事”。因此,年輕的學者必須意識到,學術生涯幾乎是一場人生賭博,因為它有著幾乎難以承受的責任,猶如地獄的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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