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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複:我和李澤厚不否定革命歷史合理性 | |
http://www.CRNTT.com 2011-09-17 09:32:15 |
證明“人等於人” 財新《中國改革》:你曾說過,上世紀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義是重新確立個體生命的價值,請問你認為這種價值是如何確立起來的? 劉再複:這種個體生命價值的確立,包括消極方式與積極方式。消極方式帶有歷史針對性,即從具體的歷史場境出發,以極其鮮明的態度批判“文化大革命”對生命價值的踐踏。每一個個體生命都是重要的,但“文革”動不動就把人界定為“黑幫”“牛鬼蛇神”“黑五類”“黑九類”, 個體生命不僅是零,而且是負數。我在上世紀80年代寫了那麼多文章,說了那麼多話,只是想證明“1=1”,即“人等於人”。 積極方式,是指上世紀80年代正面地介紹和建構了一些確立個體生命價值的理念。除了重新闡釋馬克思反對“異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從哲學、文學、藝術學等多重角度評介存在論思潮,從而使薩特、克爾凱郭爾、海德格爾、加繆等人風行一時。存在論的主題正是探討個體生命如何成為自己的可能性。 財新《中國改革》:那時你剛剛提出“文學主體性”問題,就被視為等同於胡風“主觀論”。請問上世紀80年代的人文環境如何,是否並不像今天很多人回憶的那樣自由? 劉再複:上世紀80年代的人文環境比較“寬鬆”,尤其是1987年“反自由化”之前,但是,提出一些突破性的理念還是很有壓力的。例如《紅旗》雜誌就發表了陳湧、姚雪垠的文章,對我展開批判,把我界定為“反馬克思主義”。 1986年,我在文學研究所召開的“新時期文學十年”全國性研討會,主題發言中提出“新時期文學批判有餘、懺悔不足”的新論點,正式表明“懺悔意識”的理念。即是說,我們過去共同創造了一個錯誤的時代,有意無意地進入一個“共犯結構”,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份責任,只有首先審判自己,才有資格審判時代。沒想到,這令一位領導人惱火,他打電話給《人民日報》(因發言稿發表在《人民日報》),嚴厲批評我的理念,結果《人民日報》不得不立即發表兩篇和我商榷的文章。學術商榷永遠是必要的,但領導人的憤怒卻給我造成政治上的壓力。 財新《中國改革》:你曾說過,上世紀80年代時間太倉促,來不及展開,這怎麼理解?跟這種政治壓力有關嗎? 劉再複:上世紀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確有不少新思想、新理念的產生。但是,新理念要具有說服力和長久的生命力,就需要深厚的學術經典來支撐。在西方的啟蒙運動中,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思想家的理念都形成學術專著,但上世紀80年代僅有的幾年時間不足以讓思想者坐下來從容地著書立說、建構思想經典。我寫《性格組合論》僅有兩年多時間,而且這兩三年中俗事繁雜,很難沉下心來,我相信多數學人都有時間不夠用的苦悶。“五四”時期胡適自省說,他們那一代人是提倡有餘,建設不足,恐怕也是感到“太倉促”。我曾認為,“五四”啟蒙者缺少建構現代思想經典的意識,現在應補充說,即使有此意識,也未必有可供建構的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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