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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五四”……

http://www.CRNTT.com   2009-04-28 09:03:44

但是，在當時中國，這種政治哲學的確勢單力薄，難成“氣候”。1937年抗戰爆發，胡適感到對國家更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於1938年秋出任駐美大使，盡力促美對日作戰。就這樣，他雖然一直未入國民黨，且對國民黨深有不滿，但與國民黨的關系卻一步步加深。晚年，他對“新文化運動”受到“五四”的“政治幹擾”頗有微辭，對“新文化運動”依然贊賞有加，并因堅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對蔣介石不尊重 “約法”一再地連任“總統”而與國民黨當局又起激烈衝突，國民黨發起了對他的批判運動。他曾在衆人之前反駁蔣介石認為忠信悌孝、禮義廉恥是中國特有的道德，強調 “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令蔣大為惱火。在逝世前不久，在其所作的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演講中，他仍堅持“五四”時的觀點，反對“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說法，強調西方近代科學新文明 “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這又在台灣引起了對他的新一輪批判，及至他身後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論戰……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 “老師輩”，聞一多則是受其浸淫的“學生輩”，但對新文化理念的堅守，則同樣堅決。  　　衆所周知，“拍案而起”的聞一多先生於1946年7月15日倒在國民黨特務的子彈下。但就在幾年之前，他還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對共產黨抱敵視態度。由親蔣反共突轉為擁共反蔣，變化如此之大，自有種種複雜的社會和個人原因，但國民黨對五四精神、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也是他政治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華和外國留學讀書時，深受國家主義、漸進改良主義影響的聞一多對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思想十分反感，認為它是只破壞不建設。西安事變爆發時，清華大學的教授幾乎一致反對、譴責張學良，聞一多的態度更為鮮明。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被推舉為起草電報與宣言的七人委員會成員。在《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中，他們憤怒譴責張學良說：“同仁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話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衝衝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許你們妄加傷害！”直到1940年代初，聞一多仍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國民黨雖有種種不滿，但基本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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