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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史影響最深的變革——壬戌學制

http://www.CRNTT.com   2009-01-24 09:06:09

如果說，杜威講學重在傳播民主科學思想方面，孟祿則重在“踐行”，即在實地調查中應用、傳播現代科學精神及方法。這既呼應了當時新文化運動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也與中國儒家“知行合一”的傳統相會通。1921年12月23日，在爲孟祿離華舉行的餞別會上，時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的陶行知發表講話，稱“此次博士來華，以科學的目光來調查教育，以謀教育之改進，實爲我國教育開一新紀元”。  　　孟祿來華調查講學，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强調教育獨立，“即中央對于教育，規定方針指導則可，管理干涉不宜。學校制度教材，及教學法，應由各地方，按照本地情形爲之”。孟祿的這個教育理念，被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很好地吸收，幷貫徹在1922年壬戌新學制的制定過程中。  　　無可否認，杜威和孟祿，這兩位被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送到中國來的“外來的和尚”，他們以自己的思想、言論和實踐，對中國現代教育價值的確立和教育制度的建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幷最終使中國實現了從近代教育向現代教育的成功轉型。  　　新世紀中國教育改革仍然道路曲折  　　1922年壬戌新學制頒布之後，由于比較切合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况，尤其是“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之特點，故除了在學分制和綜合中學方面後來有所改動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國解放，其中小學、中學之“六、三、三”制則一直沿用至今。  　　從今天看來，1922年壬戌新學制爲中國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小學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爲當時蓬勃發展的高等教育輸送了優質生源，造就出一大批科學文化領域的杰出人才，如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以及兩彈元勛鄧稼先、錢學森、錢三强等。如今，人們追懷老清華、老北大以及西南聯大，追懷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高等教育的“黃金時代”。筆者以爲，這與當時優良的中小學教育是分不開的。北京匯文中學解放後出了30多位院士，其中有王大珩、王忠誠等，他們均爲1920年代至1940年代在匯文中學就讀。與此同時，新學制也培養了數量更爲衆多的有一定文化素養的普通勞動者。筆者的父母均爲上世紀30年代末的高小畢業生，父親後來做了國民黨縣政府的文書，母親進了一年的師範講習所之後當了小學教師直至退休。他倆寫的信清通暢達，起草各種文書契據不成問題，而他們寫的一手字更比時下的許多大學生要好。  　　陶行知在1922年《教育部學制會議經過情形》一文中說：“俄國勞農政府成立後，舉凡前政府之制度文物，一概廢弃。天下至可惜之事，寧有甚于此者？”一個時代過去了，壬戌新學制提出的7條標準，由于種種複雜的歷史原因，至今幷沒有完全實現。相反，與此相悖的應試教育却愈演愈烈，現代教育精神的迷失和教育體制的弊端正引起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反思。西諺雲：“如果在森林裏迷了路，最好的辦法是回到起點。”在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第一首公開發表的朦朧詩，北島的《回答》，最後一節則寫道——  　　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在這樣一個時刻，讓我們回望那個幷不遙遠的壬戌年——1922年，讓我們向那些慷慨擔當中國現代教育開山者們致敬，幷感謝他們給我們留下這樣一筆財富。（作者：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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