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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三自運動　破台灣“同心圓史觀”

http://www.CRNTT.com   2019-11-27 00:07:35

七、從“民族對立”到“階級鬥爭” 　　後藤新平推動的改革政策，使台灣原有的社會結構解體，原有的宗族制度瓦解，大多數台灣人淪為無產階級。這樣的社會改革並不能消除台灣人的抗日情緒。就執行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政策而言，後藤當然是“厥功至偉”的“頭號功臣”。他後來因為“經營台灣”的特殊成就，而在日俄戰爭後，轉任當時剛成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首任總裁，繼續推行“日本帝國在南滿洲之特殊使命”，為後來日本的侵華戰爭預作準備工作。 　　後藤新平離職後，台灣社會又開始湧現層出不窮的抗日鬥爭，像1907年蔡清琳領導的北埔事件、1908年劉乾、林啟禎領導的林杞埔事件、1911年陳阿榮、張大爐、賴來在中部領導的革命運動；1912年羅福星、李阿齊領導的苗栗事件、1913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以及1930年發生的霧社事件，都是社會底層的民眾，無法忍受日本統治階級的壓迫所發生的抗暴運動。他們或許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或者利用民間宗教的信仰，跟日據初期地方領袖帶領的民族主義抗日並不相同。這些運動的一再發生，正足以說明：經過後藤新平以“兩面三刀”的鐵腕整治之後，台灣社會已經給整得民窮財盡，所謂“日治時期的現代化建設”，其實衹是自欺欺人的媚日之論。 　　從1915年之後，台灣再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抗日事件。1918年，出身台中霧峰望族的林獻堂，東渡日本，特往奈良拜訪梁啟超，探詢中國協助台灣抗日的可能性，梁氏的回答是：“在今後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幫助台灣人爭取自由。應力勸台灣人別輕舉妄動，遭受無謂的犧牲。”他建議應學習愛爾蘭對付英國方法，與中央要人溝通，以影響總督府，不要太壓迫台灣人。 　　梁啟超這番話明白表示：台灣人抗拒殖民統治，爭取自由的意願必須依賴自己，別無他途。在日本高效率統治之下，衹有以體制內的方法進行非暴力鬥爭，才是正確的運動路線。這番話奠下日後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肇始。 　　李登輝號稱是台灣政治人物中最有“學者氣質”的人，他對日據時期的台灣歷史不可能一無所知。在他的極力吹捧下，綠營不僅對後藤新平奉若神明，2016年6月，“台灣之塔”落成時，李登輝也以耄耋之年，坐著輪椅到琉球去主持“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慰靈碑的揭幕式。在抵達琉球的晚宴上，他就猛烈批評：“中國的霸權心態，毫不避諱，展露無遺，可說是當前亞洲最不安定的因素。”次日，他又到了琉球的“平和祈念公園”，在晴空烈日下為“慰靈碑”主持揭幕式。主要儀式的進行是由李登輝全程作日語演講，而蔡政府派駐日本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謝長廷全程隨侍，顯示蔡政權對李登輝的支持。儀式結束時，李登輝還帶領會長，用日語三呼“萬歲”！這難道不是大江建三郎說過的“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嗎？這塊號稱“慰靈碑”的大石頭其實衹刻著李登輝所提的“為國作見證”五個字。令人困惑的是，它到底是為哪一個“國”作見證呢？李登輝衷心認同的“國”，是二次大戰前的“大日本帝國”嗎？它難道不是已經走入歷史了嗎？怎麼還可能成為當前台灣人民的認同對象呢？ 　　李登輝1999年發動教改，精心炮製“同心圓史觀”，如今蔡英文政府不惜代價，千方百計地修改課綱，很明顯是要將下一代台灣人的認同塑造成“奴顏媚日”的“新世代”。這種自取其辱的媚日史觀除了造成下一代年輕人的認同混亂之外，怎麼可能獲得任何人的尊敬？ 　　為了挽救我們的下一代，台灣的學術界有義務、也有責任響應“三自運動”，以反殖民帝國主義的“人類文明史觀”，對抗目光短淺而又扭曲史實的“同心圓史觀”，讓年輕人認清客觀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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