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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錦:十三五時期經濟持續增長的若干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6-02-01 07:54:28  


“十三五”時期,特別是開始的一兩年,將是實現轉型再平衡的關鍵期。
  中評社北京2月1日電/十三五”時期,特別是開始的一兩年,將是中國經濟實現轉型再平衡的關鍵期。

  重視增長階段轉換的規律性與國際經驗

  財經網刊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文章表示,成功追趕型經濟體通常在經歷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長後,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增長速度回落。我們在2009年開展的一項研究中,就注意並描述了這一現象,提出了中國經濟將要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的判斷。

  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較多是用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劉易斯拐點出現等予以解釋,有一定的說服力。我們認為,重要工業產品長期需求峰值相繼出現同樣不能忽視。與短期的需求決定不同,長期需求峰值主要是由已有技術水平和人們的需求偏好決定,本質上是由技術或供給決定。把長期供求因素結合起來,可以形成一個較好的分析框架。

  從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來說,以往重點放在解釋後發經濟體的“起飛”問題上,對起飛後的持續增長和到達一定水平後的“降落”問題缺少關注。這應當成為以後長期增長理論有所前進的重點領域。

  當前學術界在此問題上對政策有較大影響的兩種觀點值得關注。一種以周期波動替代結構轉換,用短期宏觀框架分析問題,典型表現是對通縮現象的分析。中國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通縮,主要是由過去十多年重化工業高速增長、歷史需求峰值出現後供給調整滯後所導致的,與西方國家曾經出現的源於貨幣供應不足的通縮全然不同。簡單用“寬貨幣”辦法應對不可能明顯見效。

  另一種是以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倒推中國的增長速度。這種方法的基本問題是混淆了收入差距與增長條件的區別。即使後起國家最終能夠接近前沿國家的發展水平,在不同時期增長速度會仍會有很大差異,原因是不同時期所要求的要素、需求、制度、政策等條件不同。

  東亞追趕型經濟體,主要是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與中國增長環境相近,增長軌跡相似,其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時期的經驗教訓值得關注。

  第一,進入轉型期後,這些經濟體都缺少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的經驗、理論和政策準備,仍試圖恢復以往的高增長,延誤了本可利用的調整時機。第二,以擴張性宏觀政策刺激經濟,在宏觀形勢判斷上屢屢出錯和反覆。第三,對嚴重過剩產能治理在初期被動消極,以後採取了一些有效辦法。第四,在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推進系統改革上走走停停,進展不一。第五,轉型後的增長模式差異明顯,但都為進入高收入社會提供了支撐。

  日韓台經濟轉型歷時都在十年以上,才逐步穩定下來,新增長模式趨於定型。其轉型期所遇到的問題、挑戰,制度和政策的演變過程,針對性、可借鑒性較強。認真研究汲取相關經驗教訓,可能成為我們另一種不可多得的後發優勢。

  以供給側改革推動轉型再平衡

  文章分析,從2010年第一季度到達高點出現轉折算起,這一輪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已經超過5年。從最新統計數據看,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底在何方”成為普遍關心的問題。這是一個由以往10%左右高速增長平衡向中高速或中速增長平衡轉換的過程,因此可稱之為轉型再平衡。

  “十三五”時期,特別是開始的一兩年,將是實現轉型再平衡的關鍵期。實現轉型再平衡、平穩轉入中高速增長平台,將取決於以下三個條件。

  一是高投資觸底,中國以往的高增長主要依托於高投資。高投資觸底,主要取決於基礎設施、房地產、出口三只“靴子”落地。

  二是減產能到位。與高投資回落對應的重化工業增速回落,後者慢於前者,於是出現了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迄今40多個月的負增長,相應地是工業企業利潤一年多來的下降。走出這種困局的出路,是在相關行業實質性減產能。產能下來了,供求趨於平衡,PPI才能恢復正增長,企業才能恢復盈利和再生產能力。

  三是新動力形成。新動力大體包括新成長產業、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而產生的新增長點。這些領域大都是新增長空間擠壓舊增長空間,更多體現了增長方式和質量的改進,同時也會引起利益關係的重組乃至衝突。

  中國經濟轉入中高速增長平台,將會有兩個“底”。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由以往的高增長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負增長,當房地產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時,將是房地產投資乃至中國經濟從需求側來看的經濟增速觸底的信號。估計這個“需求底”有較大可能在2016年年中左右看到。

  另一個是“效益底”,即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並保持可持續的增長。這個“效益底”的出現,直接取決於減產能的力度和進度。但目前來看,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如果“效益底”滯後於“需求底”遲遲不能出現,經濟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困難時期。為了避免不利局面出現,必須加快供給側改革。

  首先,減產能要採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可考慮由國家層面確定減產能總量,按現有產能將減產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上出台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並重組。

  其次,進一步放寬准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表面上看投資已經不少了,但如果放寬准入,還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再次,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間。要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

  農民要進城,城裡的人員、資金等也有到小城鎮和下鄉的意願,要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農民所擁有的資產只有在確權的基礎上允許流動、允許交易,價值才能充分顯現,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維護。

  此外,在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創新環境等方面,也都要採取得力舉措。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是要素市場,要通過生產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

  近期應關注並著力解決的幾個問題

  文章指出,1. 努力實現由“管企業”向“管資本”的全面轉變

  目前國企改革所處的形勢,與改革初期不同,與過去一些年也不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全面提升要素生產率的階段,如果說以前國企還有某些優勢,這些優勢正在明顯減退,固有的矛盾問題更為凸顯。不論是陷入嚴重過剩產能困境的企業,還是受到行政性壟斷保護的企業,以及處在競爭第一線而創新能力不強的企業,如果改革沒有實質性推進,困難還會加劇,對整個經濟轉型升級的不利影響可能超過以往。

  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則應該說是明確的,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的有關內容。關鍵是將之落到實處。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切實實現由管企業到管資本的全面轉變。這裡需要理清一些認識問題。在提法上,要由“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轉為“做活做專做優做大國有資本”。

  一是擺脫以所有制劃分企業類型的思維定勢。市場經濟中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要素市場相互開放,各種要素相互混合和融合,某個企業完全依賴某種資本只是少數,甚至是偶然,往往發生在初創階段和較低水平。

  從現實情況看,完全獨資的國有企業數量已經不多,且多為出資者。規模居前的企業,基本上是上市公司,投資者中不僅有大量國內社會投資者,也有大量的海外投資者。有些企業的股權結構中,國有資本只是相對控股。這些企業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有企業。

  正是由於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的變化,才帶來了這些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的增強。要求企業只擁有某一種類型資本,與要素市場開放、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是內在矛盾的,降低而不是提高了對企業發展的要求。現在是摒棄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按所有制劃分企業的時候了。

  二是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有進有退,有大有小,有強有弱,並無定勢。國有資本參與其中的企業,不論是獨資、控股還是參股,概能莫外。要求國有企業都做強做大,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不符合實際。

  現實中國企能夠做大的是少數,能夠做強的更是寥寥。“小的是美好的”,中小企業中不少很有競爭力,有些中小企業是百年老店、隱形冠軍。這類企業不大,國有資本是否就不能進入?目前陷入嚴重產能過剩困境的國企為數不少,虧損嚴重,難以為繼,是做大做強,還是破產關閉或重組?顯然,這些都是常識範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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