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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從新制度主義觀察兩岸和平發展路徑

http://www.CRNTT.com   2016-01-08 00:08:48

但是這種繞過“九二共識”的兩岸政治定位，無法由海基會與海協會進行協商與簽署協議，改以民間團體進行協商，取得共識後，再帶回交由政府執行的制度，終究還是不穩定，因此成果有限。 　　從新制度主義觀點而言，因應1990年代以來，兩岸日趨積極交流的協商的需求只會愈來愈大，因為兩岸交流的交易成本存在；⑨為提升資源的配置效率，財產權的適當安排就必須經過兩岸協商。 　　以澳門模式而言，政府透過民間團體協商，相對較為隱諱方式，進行兩岸交流的問題解決，委託人與代理人資訊不對稱的交易成本，比海基會與海協會簽署協議的兩岸兩會模式更高；所以，2005年國共會談開啟兩岸和平發展的新制度，2008年國民黨再度執政，正式進入和平發展期，兩岸兩會的制度性協商與簽署協議，立即全面開展。 　　2008年6月在北京，新任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等二項協議；接著11月在台北，第二次江陳會簽署《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等四項協議。 　　總計兩岸從2008年6月至2015年8月，海基會與海協會高層的十一次會談，一共簽署23項協議。基本上，在兩岸政治定位處於“九二共識”，兩岸兩會簽署協議的和平發展制度，交易成本相對較低。 　　由於和平發展制度運作標準化而成本逐漸下降的“規模利益”、簽署協議模式改善與普及而降低成本的“學習效果”、簽署協議模式有利兩岸合作的“協調效果”、簽署協議模式普及化提升信心的“調整預期”，有效率的路徑依賴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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