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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和股市——變局之下，路在何方？

http://www.CRNTT.com   2015-08-25 07:08:05

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民生財富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 　　中評社北京8月25日電／中國經濟和股市正在經歷一場大變局。有人稱未來3到5年是中國經濟30多年來最困難的3到5年。有人稱，中國經濟將進入漫長的大蕭條。有人則稱當下為100年未有之變局。 　　變局之下中國經濟和股市的路在何方？中國改革報日前就此專訪了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民生財富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文章內容如下。 　　經濟：進入十字路口，唯有靠改革突圍，但難度巨大 　　問:中國經濟二季度出現復甦，但擔心仍在。新興行業的穩定增長(如電信、電子設備和健康醫療) 沒能抵消傳統行業，如製造業、房地產和建築領域持續走低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您對未來中國經濟走向是如何看的？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有多大? 　　管清友：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正處於結構性因素導致的經濟下行周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每年GDP的平均增速都保持在9%以上，相比於很多國家，過去30多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是一個奇跡。所有高速增長的經濟體都會出現減速，或第三個十年或第四個十年，這些都很正常。 　　對中國經濟而言，人口結構的變化是經濟下行的結構性因素。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龐大的人口基數所貢獻的廉價勞動力推動了數十年的高速發展。過去近四十年的時間裡，中國人口撫養比從78.5%一路下滑至37.8%，勞動力人口即15-64歲人口占比從57%升至74.5%，在此帶動下，國民總儲蓄率從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 　　但從2011年開始，中國的人口結構已經迎來拐點，勞動力人口比例開始下降，老齡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我們估算未來勞動力人口占比將降至70%以下。這會產生兩方面影響，一是房地產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中堅力量：以22-29歲的婚齡剛需人口為例，該年齡段人口將從2014年的2.3億人下降至2020年的1.7億人；第二是勞動力成本將出現大幅上升：電視劇《外來妹》中演的500元雇傭一個工人勞動一個月的狀況已不複存在，現在二代農民工也是玩著IPAD、用著智能手機長大的。人口結構和人口紅利的衰減倒逼製造業轉型。但這是一個緩慢而又痛苦的過程。 　　短期來看，2008年金融危機後，外需舉步維艱，政府加杠杆置換外需萎縮，隨後出現了產能過剩、投資效率低等問題，加之後續債務對經濟總需求產生地收縮作用，諸多因素共振之下，導致經濟近幾年增速是不斷下台階的。 　　高壓反腐是導致經濟下行另一個重要原因。必須強調，我們很支持反腐，大力反腐之後，集團消費大幅降低，同時地方政府行為也有所改變，出現消極怠工、懶政怠政等情況，因為這個時候相比於“大拆大建”去建功立業，到不如選擇“明哲保身”。積極的現象是反腐之後，地方政府融資需求出現了萎縮，預算軟約束主體融資需求下降為貨幣寬鬆空間，其他市場化融資主體融資成本也得以下降。 　　當前的經濟形勢，中央用“新常態”總結得十分到位，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200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出台的4萬億投資政策雖有利於短期經濟恢復，但後遺症也在顯現，它產生了嚴重產能過剩和債務累積，而目前中國正處於這一前期政策的消化期。重化工業時代已經結束，永久性進入低迷期，房地產行業也從過去10年的黃金期進入白銀期，進入一個拐點，即長周期的庫存消化期。 　　儘管經濟不景氣，但我不認同經濟進入大蕭條這一說法，蕭條的定義是經濟出現負增長，而中國的經濟還沒有出現負增長。目前中國的情況其實是通脹和通縮並存。通縮的指標是CPI出現連續三個月的負增長，而目前中國並不符合。儘管嚴格定義上，中國經濟並沒有出現通縮，但從PPI角度上來講，中國PPI已經連續40個月負增長。所以，中國在一般消費品領域不存在通貨緊縮，而在工業領域早已出現了通貨緊縮。 　　這次經濟不景氣周期有多長？與以往不同，之前我們可以通過總需求管理，如發行貨幣、改革來改善，比如90年代末期的國有企業改革、亞洲金融危機中開拓出口等措施。而如今可打的牌卻不多或者說很少，比如開拓出口，現在外需低迷開拓出口難；比如國企改革，現在其推進難度遠比90年代末大得多；再比如減稅，由於財政增收壓力大，目前減稅的餘地也不大。所以，當前想通過短期的總需求管理來帶動經濟走出不景氣周期難度很大。 　　這種長周期經濟下行壓力意味著簡單的要素投入的路子行不通，中國經濟內生性增長就必須改變生產函數，擴大生產前沿來實現，而這必須依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技術進步，二是制度改革。 　　一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最終取決於內生性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新一屆政府一直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從製造大國轉向製造強國。實施“中國製造2025”和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採取財政貼息、加速折舊等措施，推動傳統產業技術改造。促進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推動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 　　此外，化解資本過剩，進行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的同時，還需要對外輸出國內過剩產能，由出口產品專為出口資本，這也是一帶一路提出的重要背景。“一帶一路”戰略，將助力中國基建“走出去”，並借助基建投資，一方面擴大高端設備製造產品的出口，助力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通過在國外發展產業園區，將不具備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過剩產能輸出到國外，為國內新增長點挪騰空間，打造新經濟增長點和新產業鏈。 　　當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依賴的資本和勞動力等後發優勢消失，除促進技術進步外，通過制度革新，激發企業家精神則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另一途徑。至於這條路怎麼走，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已做過系統闡述，大體上包括：加大簡政放權，實現“小政府、大市場”，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 　　儘管可以打的牌不多，但對於經濟復甦，我認為不是無解而是有招的。根據之前所講的，我的建議是通過改革釋放全要素生產率，很多做法可以參照日本70年代經濟轉型的經驗。 　　上世紀70年代初，高速發展的日本經濟深陷產能過剩、企業債務高企、人力成本上升等的囹圄，GDP平均增速中樞由60年代10%驟降至70年代4%，與中國面臨的經濟狀況類似，也到了被迫轉型升級的階段。隨著重工業產能過剩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依托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當時日本經濟轉型的現實之需。那麼當時日本政府具體是怎麼做的呢？ 　　首先，日本當時經濟轉型核心的指導思想是促進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發揮。嚴禁政府對產業的過度干預和保護，產業政策側重於促進資源開發、培育新興產業、淘汰和轉換衰退行業，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 　　其次，加大過剩產能淘汰力度。日本政府認為，過剩設備是導致鋼鐵、有色等行業長期蕭條的最重要因素，而淘汰過剩設備是改善整個產業結構的首要措施。1977年開始著手制定有關蕭條行業去產能的《特定蕭條法》，對於長期產能過剩行業中淘汰落後設備的企業，給予稅收和低息貸款優惠。《特定蕭條法》也對新增設備進行了限制或禁止，鼓勵對現有設備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時給予小企業補貼，鼓勵其退出市場，從而提高行業集中度。此外，政府鼓勵向海外投資，從商品輸出為中心轉向資本輸出為中心，把公害大、能耗多的過剩產能轉向海外，這與中國一帶一路的思路也是大體相似的。 　　最後，鼓勵發展電器機械、精密器械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對使用計算機等新技術的產業給予政策優惠，如1970年設立電子計算機折舊規定，購買計算機的企業第一年可提取該機總金額1/4的特別折舊，1972年又制定電子計算機開放促進費補助金制度，規定對開發費的50%進行補助。1978年又頒布《特定機械信息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提出要發展電子計算機、高精度裝備和知識產業。 　　總結日本歷史上成功的經濟轉型經驗，可發現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發揮企業家創新精神，同時引導產業向技術密集型轉變，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中國經濟轉型值得借鑒的地方。 　　因此，我認為經濟復甦只有靠改革，如果改革不夠市場化、不夠徹底、減政放權不到位，經濟復甦將是遙遠而又漫長的。因為目前新經濟產生的增量是沒辦法對衝傳統重化工去產能帶來的衝擊的。 　　我們需要經歷一次砸機器倒牛奶的過程，而現在的政策思路是以時間換空間。為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即使知道經濟要下滑，仍通過各種方法托住，使之下滑速度放緩，以避免引發社會問題。但經濟運行有自身規律，比如產能過剩就需要去產能，用各種方法只能延緩，但不能釋放風險，反而會使其越積越多，進而引發金融危機。 　　現在我們再討論是否採用進一步量化寬鬆的辦法，目前理論界沒有很好的支撐。美國是走的是這條路，但美國有自身優勢，美國量化寬鬆的成本由全世界來承擔，而中國QE會引發資產價格進一步泡沫，原本產能過剩產業繼續過剩。 　　其實目前中國不是不需要基礎設施建設，比如地下管網的建設、停車場的建設、農村的改水改廁等，還是很需要。現在不論是債務置換還是發行專項建設債，模式和思路都是對的，但需要法制環境的進一步加強，投資的項目必須以項目現金流為支撐，否則只會累積更多的債務，而累積的債務只會以犧牲未來經濟總需求的收縮為代價。 　　之前，中國還試用通過發展虛擬經濟來帶動轉型升級，但經過此輪股災後，發現這個方法也行不通，經濟復甦的著力點還是要放在實體經濟上。 　　我們提示過大家應該重視美聯儲貨幣政策常態化，美元上升期金融危機發生第三波風險，第三波高危國家包括印尼、阿根廷等國家。現在，我們需要重視金融危機第四波可能發生的事實，第四波肯定還有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也在其列，能否頂得住，考驗我們的智慧，需要通過改革來提高人民幣資產的收益率，抵抗資本外流的衝擊。 　　今年的GDP增速會是多少，這裡有一個確定性因素和一個不確定因素。確定的是金融業對GDP的拉動難堪大任了。上半年GDP險守7%主要得益於金融業17.4%的逆勢高增長，而過去金融業增速均值為9.6%，占GDP比值約為8%，考慮到股市大幅震蕩後，IPO已經暫停，交易萎縮，假設下半年下半年金融業增速回到9.6%，那麼會拖累GDP 0.6%個百分點。不確定性因素就是穩增長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批項目有多快，有多少項目能反映在投資上。這兩個因素預計一個向上、一個向下，總體看，我認為今年GDP整體應該在6.8%至7%之間。 　　稍微提一下世界經濟，我覺得全球經濟比過去幾年有所好轉，歐美經濟處在恢復期，但復甦很微弱，很難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即使外需復甦，但歐美經濟的復甦是建立在貿易再平衡的基礎之上，美國頁岩氣革命使得美國從原油進口國變為原油出口國就是一個例子，這也是對出口不能抱有太大希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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