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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辨析：悖論康有為

http://www.CRNTT.com   2012-12-23 09:43:43

先進的保皇派？ 　　1899年7月20日，變法失敗流亡中的康有為在加拿大正式成立保皇會。從此，力主君主立憲，與革命為敵，甚至不惜在民國後加入滿清複辟鬧劇，成為康有為被後世詬病之處。 　　庚子事變之後，國人對清政府更加失望，開始傾向革命。康門子弟有不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也覺得只有用激烈的手段推倒這個政府，才能實現救國和改革社會的目的。梁啟超更是激奮，高唱革命排滿之論。南北美洲保皇會中有些成員寫信給康有為，要求“以鐵血行之，效華盛頓革命自立，或可保國保民”。康有為聽到這些言論，大不以為然。為了防止革命傾向的增長，穩住保皇隊伍的陣腳，他寫了兩封很長的信專門討論革命自立問題，一封是《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一封是《答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兩書列舉了諸多反對革命自立的理由，說資產階級革命，只有法國一國，這是歐洲特別之情，而革命後且有大亂發生，後果並不美妙。革命非一國之吉祥善事，法國革命，“大亂八十年，流血數百萬”；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亦無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又說凡事合則大，分則小，合則強，分則弱。印度各省自立，不數十年而全滅，這是前車之鑒。總之，革命自立是“求速滅亡”，靠光緒“用專制之權變法，乃今最適時之靈藥”。他告誡保皇會成員，“無誤於異論，無鼓動於浮言，無惑亂於小變”，責備梁啟超是“倡謬說以毒天下”，並宣稱自己“以死守此義”。 　　1906年，清政府為阻擋革命潮流，下詔宣布預備立憲。康有為以為實現君主立憲的時機到了，喜出望外，起而響應。1907年2月，他把沉寂已久的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提出“尊崇皇室，擴張民權”的綱領，一心等待光緒複辟之日的到來。不料到了1908年，光緒和慈禧在兩天之內相繼死去，康有為幻想破滅，十分哀傷，除夕之夜寫了《祭先帝後望海獨立思舊感懷》一詩，並上書攝政王，請殺袁世凱以報先帝之仇。康有為無皇可保了，但他仍不談革命。1909年，清政府又一次宣布“決心預備立憲”，並頒行《資政院章程》，康有為又把君主立憲的希望，寄托在新皇帝溥儀身上，希望能回國內再幹一番大事。他向攝政王載灃上書，毛遂自薦，表示願“更效馳驅，共建大業”。但載灃並不理睬。康有為眼見國內張謇等立憲派又是成立各省咨議局，又是發動萬人請願活動，一時鬧鬧嚷嚷，興高采烈，心中不禁升起一種被棄的悲哀。他在《惜誦》一詩中寫道：“天馬欲騰去，名姝未贖歸。故園萬花放，可惜老魚磯！”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迅疾土崩瓦解。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採用民主共和政體。很多立憲派人士都順應潮流，改變宗旨，拋棄清室，贊成共和了。康有為卻激烈反對，他一口氣寫了《救亡論》、《共和政體論》、《中華救國論》等數篇長文，說中國已行帝制數千年，不可驟變，現在只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民主共和，他指出，近代以來，歐美一些國家確實建立起了不同形式的共和政體，但“自美、法外，妄立共和政體者，未有不大亂無已者也”。有鑒於此，歐美少國家，“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於無君，猶且薰丹穴而求之，迎異族外國人而宗之為君。”康有為認為，國外的經驗證明，共和政體不宜採用，君主立憲政體最為適宜，但考慮到當時國內的形勢，中國則應吸取兩種體制的優點，創造一種新體制，即“虛君共和”。虛君共和與民主共和兩種體制相比較，“其民權同，其國會內閣同，其總理大臣事權與總統同”；其惟一不同，是虛君共和政體在總理大臣之上有一無權無為“土木偶”神式的虛君，它的好處則能免去共和政體下為爭總統而不斷發生的政爭與動亂，而且由於人民信奉，群臣敬畏，更有利於國家的安定。康有為認為，雖然虛君無事無權，不須有才能，但虛君又是“神”，固須有極高的資格地位，國內無一人可比，“然後有定分而不爭焉”。據此條件，環顧宇內，只有清朝宣統皇帝和孔子後裔衍聖公能榮任此位。很明顯，康有為雖然煞費苦心，自認創造了一種新政體，但從其內容不難看出，虛君共和不過仍是英、日式的君主立憲政體的別稱而已。 　　以戊戌年為界，康有為的一生分為兩段，前期維新進步，後期保皇守舊反動——這曾是大陸史學界長期的主流觀點，至今似也居廟堂之高。不過，這個“主流觀點”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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