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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國共兩黨均放棄對日戰爭索賠

http://www.CRNTT.com   2012-10-02 09:03:08  


 
  1957年周恩來說:“日本人民是無罪的,中國根本沒有向日本要求賠償的意思”

  很自然地,對日索賠問題成了“與美國爭奪日本”的重要砝碼。大陸方面何時明確提出放棄對日索賠的呢?據《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四輯》刊載的《建國前後中國共產黨對日政策的形成與演變(40年代後期—50年代中期)》一文介紹:

  “1955年11月,周恩來接見日本前首相片山哲、日本工會總評議會主席藤田藤太郎為正副團長的日本擁護憲法國民聯合會訪華團時指出:‘提出戰爭賠償的要求是中國人民的權利。不能設想中日戰爭狀態還沒有結束,中日邦交沒有恢復,不提出要求;不能設想在亞洲所遭受戰爭災害的菲律賓都提出了賠償問題時,而中國人民不要求。’但日方如果提供賠償,則無論如何這一負擔最終將落到日本人民身上。中國人民曾長期遭受外來干涉,向列強支付過巨額的賠償,對戰爭賠款的重負有著切身的體會,因而深知巨額戰爭賠款對於日本人民意味著什麼,‘我們懂得這個痛苦,……我們不願把這種痛苦加在別人身上’。因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50年代就決定,從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長遠利益出發,放棄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周恩來解釋說:中國政府之所以不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是因為社會主義中國不會僅僅依靠外力(日本賠款)進行經濟建設;中國人民沒有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與法國等國家之間因巨額戰爭賠款而產生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後孕育出納粹這一怪胎和德國成為戰爭策源地的歷史教訓;把上一代人所犯罪惡的後果,讓無辜的後代年輕人長期承擔,是不合適的;索取戰爭賠款,不一定能真正懲罰軍國主義勢力,反而會加重日本人民的負擔;如果放棄索賠,卻能夠教育廣大日本人民;總之,從中日友好的大局出發,放棄索賠更符合中日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

  “1957年10月,日本日中友協第一任會長松本治一郎訪華時,為日本侵略中國當面向周恩來表示歉意,周恩來當時就明確地表示:‘日本人民是無罪的,中國根本沒有向日本要求賠償的意思’。從而首次正式宣布了中國政府放棄對日索賠的政策原則。”

  1972年周恩來說:“毛主席說放棄賠償要求”

  筆者沒有查到60年代大陸官方關於對日索賠的史料,這一時期中日關係處於低谷期,“爭取日本”的工作也陷於停頓,高層未曾就此問題表態,也是有可能的。70年代,中蘇交惡,尤其是珍寶島事件之後,毛澤東擔心蘇聯入侵,而選擇與美國建交制約蘇聯,中日關係也在這一大背景下發生了巨大的轉折。 

  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結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國之間的不正常狀態。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同時,中方也明確宣布放棄一切政府層面的對日索賠。這一決策是如何出爐的,迄今尚無充分史料說明。收入《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當中的《周恩來總理和日本公明黨竹人義勝委員長關於中日邦交正常化會談的要點》中稍有提及:

  竹人:……以下的事情想要確認一下。田中首相訪華發表聯合聲明時,(1)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合法政府;(2)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兩點有加以明確的必要嗎?

  周:這一點請讓我再想一想。向毛主席報告,在黨內進行討論。毛主席說放棄賠償要求。4億美元左右,現在不是什麼大數額,但讓人民負擔不好。聯合聲明裡也可以寫上放棄要求賠償權。 

  竹人:萬分感謝。 

  周:這是當然的。我們決不出難題。為了早日恢復邦交。還是早一點來好。 

  結語

  1、國內有些出版物將台灣當局放棄對日索賠解釋成蔣介石對日本“以德報怨”政策的一部分,這是很荒謬的,蔣氏的“以德報怨”政策止於1945年日軍投降及稍後一些時候,蔣氏不欲刺激已經投降但數量甚多的侵華日軍,故出台“以德報怨”政策,希望換取日軍的和平撤離。到1950年代退居台灣,“以德報怨”政策早已終止。不過,國內的一些文章的評價:“台灣當局為求得一個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處處委曲求全,步步退讓,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這種批評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2、國內的某些出版物習慣性地如此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對日索賠:“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台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台灣斷交。中央關於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這三條理由,顯然沒有任何一條觸及事件的核心:中蘇衝突——中日邦交的正常化,重挫了蘇聯在遠東進攻型戰略的鋒芒,同時提升了中國和日本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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